列宁对孟什维克说，群众比你们左一千倍，比我们左一百倍，斯托雷平改革。以前，沙皇政府一直在扮演着村社和民众的"保护人"的角色，当时的国策宣布："村社是俄国人民的特点，村社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它是凝结俄国人民生活的水泥"。亚历山大二世曾提出过一个著名口号，"俄国的一切不是为了强者，而是为了弱者"而存在的。沙皇当局认为，专制政权"唯一可以依靠的是农民，农民是国家保守力量的支柱"。

1905年以后，沙皇丢掉"抑强扶弱"的口号，放下了为"民"做主的旗帜，改而实行"保住地主，扶植富农，牺牲贫弱，分化农村"的改革（即斯托雷平改革），以明显反道德的"原始积累"方式"勇敢地走上了"俄国的资本主义道路。政治上专制主义的反动与经济上自由主义的进步奇异地混合在一起，结果虽然有了"经济史上的黄金时代（1907-1914年）"，农业生产的繁荣成为俄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现象，但是这场以权贵利益为出发点的改革同时也为自己种下了苦果，这就是"反对肮脏的进步"的十月革命。传统的惰性再次发挥出它巨大的威力。

斯托雷平不公正的经济改革导致农民从沙皇的基石变为最大的反对力量。早在1914年，有一份著名的备忘录就已经预见了未来的事态发展：他的起草者是极右的保守派杜尔诺沃，他坚决反对斯托雷平改革，认为太自由化、太西化了，这场改革如果再与战争联系起来，社会革命就不可避免了。"万一失败了，决不能忽视可能是败在与一个像德国这样的敌人的战斗中，一场最极端形式的社会革命就不可避免了"。（果真给他说中了，但是现在人们早已把这个老冬烘的警示忘掉了）。

一战前的"黄金时代"无人能够否认，但它是以社会的紧张加剧作为代价的。二月革命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十分强烈，提出分配皇室土地、国有土地、大庄园土地和"不在地主的土地"（有很多贵族自己不住在乡下，而是由管家经营）。农民要求恢复公社的"斯托雷平农民"（独立农民的另一种称呼）的权威，重新确认农村公社。这种战斗精神是农村本身的内部源泉涌现出来的，虽说当时涌现出的"自发夺地斗争"，其实对"贵族庄园的侵犯和分割都是经过农村公社来组织和协调的"。

斯托雷平不但瓦解村社，还有一个措施给十月革命埋下伏笔——移民政策。经济上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办法：既可以消除中部地区过剩的人口，又可以发展西伯利亚等地的经济。但是瓦解村社遭到农民反对（农民已经习惯用村社的"平均"来抵偿自己的贫困），而移民不但遭到了当地的反对，由于组织不好又出现了"回流"移民——一贫如洗和极度不满的农民，成为十月革命中的中坚力量。考茨基有一句名言："我们的政策不应优惠农民，就像不应优惠封建主义一样。"农民越多，叛离马克思学派的人就越多。

斯托雷平改革促使农民反沙皇，向后看，与1905年革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说农民反资本主义使他们有了社会主义要求，其实是想回到过去的民粹主义要求，这也是很多人说十月革命是民粹主义大释放的理由。

一战造成的外部条件。因为一战，俄国20%的青壮男人都在军队里，1917年俄国总人口是15360万，在海陆军中服役的1100万，占全国人口的7.2%，军人在国家的地位非常重要。俄国打输了日俄战争不到十年又投入一场更大的赌博，到1917年俄国约有600万人在战争中丧生、受伤、致残、以及被俘，在2月-10月这段时间又增加了100万。但是临时政府不肯缔结和约，和平成为首要问题。这越发加重经济上的困苦和秩序上的混乱，"战争及其所造成的疲惫不堪的人民空前的困苦为爆发社会革命提供了土壤。"

在普遍革命的思想的催促下，理性温和的政党逐渐丧失民众，拥护激进的社会政治变革的人增多，妥协、让步、协商都成为贬义词，在相互对立的两端没有回旋余地。布尔什维克学说中囊括了一切趋势：工人的反资本主义情绪，农民的反私有制情绪，由于战争困苦而产生的反战情绪，对公正的企盼和根深蒂固的集体传统——布尔什维克的确从现实潮流中抓住了几个关键问题。拖延战争结束和等待时局平静进行政治社会变革的常识都会被民众的浮躁急迫所否定，从1917年夏天开始，反战的士兵开始自称为"布尔什维克"，军官的报告也把他们与布尔什维克等同起来。这时的"布尔什维克"等同于无政府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