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笔钱还有一桩公案。那个时候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分又不分，莫罗佐夫给的是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没指定给哪个派别，所以两派都争。高尔基跟列宁私交甚好，之所以列宁一直没有跟高尔基发生冲突，这也是个原因（其实他给加米涅夫的信中经常说："让高尔基下去。"我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时把这作为列宁主张跟工农兵相结合的例证，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他在给加米涅夫的信中说：现在我要向孟什维克动手，高尔基老在给他们求情，我又不能对高尔基怎么样，因为他在世界上有影响力，我们还要让他争取外援，争取资金，他老待在首都我就没法动手。所以"赶快让他下去，只要他赶快离开首都去哪里都可以"）。这笔钱最后一直闹到委托第二国际考茨基、蔡特金、梅林三个人来掌管，其中考茨基向着孟什维克，蔡特金向着布尔什维克，最后钱还是让布尔什维克拿走了。我介绍这个公案，主要想说明很多表面看冠冕堂皇的争论（如布、孟政见之争）掩盖了其中有利益争夺的因素。

其次，波兰人、犹太人、格鲁吉亚人。布孟两派虽然都是知识分子占优势（其中犹太人、格鲁吉亚人、波兰人数量很大，因为这三大民族在受压迫的少数民族中知识分子比例和接触西方的人最多），但是成分却有很大的不同，在孟什维克中犹太人和格鲁吉亚人比重很大，出席二大的57名代表中犹太人占了25名。

革命队伍中犹太人多很容易理解，因为沙俄长期以来的排犹传统，尤其是19世纪末尼古拉二世加大了打击犹太人的力度，把犹太知识分子都推到了对立面（20世纪初沙俄有530万犹太人）。至于为什么他们在孟什维克中占了绝大多数呢？孟什维克深受西方社民党的影响，而犹太知识分子一贯同俄国以外的世界保持联系，他们往往定居在世界性强、包容性大的移民城市，生存的经历使他们能包容自己队伍里的不同意见，倾向一种松散的联盟。

1903年，孟什维克同崩得派（现代犹太语Bund，联盟的意思，全称是"立陶宛、波兰、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建立了密切联系。崩得派的方案被否决以后退出俄国社民党。几年以后，崩得派的领导人总结经验说，他们在组织上、思想上同孟什维克如此接近，这样继续分裂下去对双方都无意义，1907年甭得再次加入俄社民党，从此与孟什维克结盟，一直到十月革命两派一直密切合作不分彼此，以至于无法把崩得的领导人同孟什维克的领导人区分开来（斯大林把孟什维克称为"犹太帮"）。

格鲁吉亚虽是山地国家，但它并不闭塞，城市化程度是当时俄国中最高的，19世纪末城市人口就占30%多，而且这个民族历史上以反抗波斯、土耳其和俄国的统治而著称。

成功的无政府主义宣传（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激进主义"）。在俄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上，文化激进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巴枯宁是第一位俄国知识分子，没有巴枯宁，就不可能产生别林斯基的左倾，车尔尼雪夫斯基也不可能成为传统社会主义思想的继承人。"由于俄国历史发展中专制国家的农奴制压迫形成的社会鸿沟以及分裂教派的偏执行为，导致俄国知识分子中的"社会责任感"和"力求极端"内在冲动的特点十分突出。

19世纪40年代以文学批评为主导的整个过程都过于政治化了，与沙皇政府相对立而产生的革命思想、唯物主义、无神论中充满了绝对化的血腥和虚无主义的无根基性。文化激进主义典型的口号是"不要调和！"它与社会激进主义遥相呼应，人人争相与温和、中庸对立，从否定国家到否定一切秩序，于是在俄国思想史上兴起"旋风效应"，向激进主义每迈出一步，就伴随着更加严厉的批判与否定。否定过程导致文化连续性的中断与思想视野的缩小，官方对知识阶层的打压和禁令，赋予了思想蒙难者圣徒般的光环与荣耀，进一步促使青年人对激进主义产生更大的兴趣，促成了革命党情结。统治阶级出于维护自己利益和对革命的惧怕实行反动政策，对革命者进行严酷镇压，又进一步导致革命情绪和行动的高涨，于是形成紧张对立的恶性循环。

知识分子的政治激进主义、文化激进主义与民众本能的社会激进主义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嫁接，这是因为知识阶层在上层改革需要纠偏的情况下缺位和民粹大潮涌起时的草率的引导促成了民众的政治情绪和社会革命化。在普遍革命的思想的催促下社会情绪"激进化"和"雅各宾化"，政治紧张、民族紧张和社会紧张极大加剧，像脓疮一样在俄国社会积存了数十年，等待着疮口破裂的一天。这给民粹主义化的布尔什维克党提供了趁乱而起的机会，因为他们懂得抽象的民主原则不具备感染民众的能力，&qu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