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原副总经理何文忠因受贿2.89亿元被判死缓。图片摘自央视新闻

2025年的夏天，对中国企业家来说，宛如一场寒冬。短短两个月内，一连串企业家坠楼、自杀、被查的新闻接连爆出，让人目不暇接：6月2日，西子电梯董事长刘文超坠楼身亡。7月17日，靓家居创始人曾育周在广州坠楼。7月27日，居然之家创始人汪林朋坠楼身亡。浙江建投董事沈康明在7月初去世，疑似坠楼，官方未明说。红星美凯龙创始人车建兴5月13日被立案调查。富森美董事长刘兵7月24日被监察机关留置。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原副总经理何文忠因受贿2.89亿元被判死缓。这不是一年，也不是半年，而是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几乎每隔一周就有一个知名企业家出事。这些曾在中国经济高歌猛进时期叱咤风云的名字，如今不是身亡就是落马。这一连串的事件背后，绝不只是巧合，而充满着新时代的烙印。

首先是经济环境的巨大变化。房地产和家居这类行业过去十年是中国经济的明星，但从2021年开始，国家不断加强对房地产的调控，三道红线、限贷限购、土地财政收缩，让整个行业陷入长期低迷。钱赚不到了，债还不上了，企业运营一地鸡毛。其次是民营企业生存环境的持续恶化。从“共同富裕”到“防范资本无序扩张”，从对互联网平台的整顿到教育培训行业的突然清零，很多民营老板早已心惊胆战。所谓“市场信心”，已经逐渐变成一种稀缺资源。第三，是反腐高压之下，政商关系集体断裂。过去很多企业，特别是地方大型民企，和政府的关系非常密切。政府帮企业融资、拿地、搞审批，企业帮政府完成政绩、招商引资、GDP增长。但现在风向变了，政府没钱了、审计变严了、问责机制全面铺开了，过去的“合作伙伴”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廉政风险”。很多企业家不是突然违法，而是旧账被翻、模式不再被容忍，结果就成了替罪羊。

其次是制度问题，也就是政府与企业家阶层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国的政商关系一直是特殊的。一方面，政府是规则的制定者、资源的分配者；另一方面，它又亲自下场搞企业、参股、干预市场。企业要发展，往往不得不依赖权力，但过度依赖权力，就意味着随时可能被权力反噬。很多出事的企业背后都有一个地方政府的影子。红星美凯龙、富森美、居然之家等都是地方政府重点招商企业；而他们的老板，很多人也曾是地方“两会代表”“优秀企业家”甚至“人大代表”。政绩好了，企业家风光；政绩烂了，企业家就成了背锅侠。问题在于，中国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同时扮演着监管者、裁判者、参与者三重角色：既定规矩，又下场比赛，还能随时更改规则。对企业来说，这种“三位一体”的政府是一种极度不稳定的合作对象。一旦风向转变，企业根本无处可逃。

当然，心理压力也是企业家密集“出事”的重要原因之一。企业亏损、银行追债、政府查账、员工讨薪……这些本就够压垮人了；再加上一个高度不透明、说查你就查你、说封就封的环境，很多人早已身心俱疲。过去的“安全感”来自于增长预期和权力庇护，现在这两者都在快速消失。当一个企业家每天醒来都在问：“下一个是我吗？”的时候，出事只是时间问题。

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现在清洗这么多企业？在经济仍旧处于艰困时期的今天，对于中共来说，该做的事情，难道不是该拯救民企、恢覆经济信心吗？这正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很明显，与外界的期待不同的是，中共现在更关心的是“可控的资本”和“忠诚的资本”。过去的民企太独立了，太有主意了，甚至敢在舆论上出头，敢在海外搞扩张。现在，不听话的要打压，听话的要收编。通过立案调查、司法打击和舆论冷处理，把民企整体“驯化”成可管理、可指挥的存在。这并不是单一的“反腐”，也不仅是“清算旧账”，而是一次对资本势力的结构性重塑。用更直白的话说：新时代的企业家，不能只是赚钱机器，而必须成为政治体制的附庸。

2025年的这个夏天，对中国企业家来说，像极了冬天。看似阳光灿烂，实则寒意逼人。政策口头上支持民企，实际行动上却在不断释放恐惧信号。那些曾经是“改革开放受益者”的企业家，现在被当成了“风险点”和“权力斗争的筹码”。这一波事件，不只是几个老板的命运转折，更是中国经济治理逻辑的一次根本转向。未来的企业家，如果还想活着、发展下去，就必须重新理解这个国家的政治语言和制度逻辑。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经济周期，而是一次深层的制度性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