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戳破“毛泽东/中共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不再受外国欺负了”谎言的，还有毛泽东时代中国人饥寒交迫、饱受迫害同时，外国人却享受特权的真实情形。

对日本战犯的特殊优待

第一重要例子，就是中共政权对待日本侵华期间在中国犯下极多罪行的日本战犯，可谓优宠备至。其中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情况最具典型。这里关押着包括参与甚至主导731人体实验和细菌战、南京大屠杀、华北“三光”政策的日本各层级军官，可谓个个沾满中国人民鲜血，如铃木启久、藤田茂等。中共为拉拢日本、争取人心，在极度贫困、老百姓缺衣少食、解放军也生活困苦、只能吃粗粮（如玉米面）情况下，却让日军每餐都吃细粮（如白面馒头）、还有肉食，日常还开辟网球场等供战犯们娱乐。

关于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情况，中共官媒和反对派人士都有记述，在此摘抄一部分信息：

中共对被关押的日军战犯给以高规格的优待，他们最低的待遇（注意最低两字）是每天四角多钱的伙食费，这在当时可以买一斤猪肉和一斤优质大米（中国城镇居民每人每月才四两肉的定量票），这个标准远远超过七十年代解放军战士每天0.42元（七十年代比五十年代物价高很多）的标准。日军战犯不仅吃得好，并且玩得也好，有体育场、俱乐部、阅览室、露天舞台、浴池等。住宿也十分整洁而宽敞。战犯们一日三餐全是细粮，而当时所有管教人员吃的往往都是粗粮和黑窝窝头。

这些日军战犯中，有在中国到处建立无人区的日军117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有制造多次血腥惨案的日军59师团中将团长藤田茂，有参与指挥南京大屠杀的旅团长（后任日军149师团中将师团长）佐佐木……。

还有一个看管日军战犯的战士居然在这里认出了强奸他亲姐姐并杀了他全家七口人的刽子手，他愤怒地从厨房里拎出一把菜刀追那个日军战犯，其他中共管教干部硬是拦住这位战士，把菜刀夺了下来，在场的战士们无不憋屈得流泪。

国军战俘除了病号可以吃小灶，其他人吃的是中灶，日本战犯却全部吃小灶，食得很好，而且不用劳动，上村等人整天整日地在胡同内的三角形地坝上打网球。上村的妻子也在中国大陆。中共把她的住房安置在功德林附近，以方便上村可以定期出去和他妻子同居。三年以内，上村一家接连添了两个孩子。

国军战俘邱行湘也同日本战犯关在一起，虽然在两次国共合作中国民党都吃了大亏，邱行湘却梦想狱中再来一次国共合作抗日，他好继续抗日，修理一下日本人，现实却让邱行湘困惑。他问上村：“你身为囚犯，哪有条件养活你的妻子儿女？”上村笑道：“中国共产党对我们日本人不错。中国实行供给制，多生小孩有好处。我生一个孩子，中国政府就多给我一个人的供给。养家活口不靠我呵！”

中国政府和官媒对优待日本战犯是承认的、也大肆宣扬其“人道主义”的（内容取自《抚顺战犯改造纪实》，相关、相似的内容在搜狐、新浪、新华社、中新网、央视网等平台都可搜到）：

为了让战犯们有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和改造条件，中国政府在战争、自然灾害不断的艰难时期，投资近400亿元（旧币，折现在人民币400万元），维修监舍、购置锅炉把以前用于取暖改取为暖气，将原来的玻璃窗加大以保证监舍的进光量；让战犯洗上热水澡，有音乐和娱乐的场所。管理所内浴室、理发室、医务室、露天舞台等应有尽有，保证了战犯的日常学习、治疗不出门，生活无忧。

而以前日本军人统治的抚顺典狱，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吃的猪狗食，铺的破草席，患病无人治，死了喂狗吃”。经过改造的战犯管理所，更像是一所学校，是一座灵魂的改造工厂。

吃饭是一个令战犯和管教记忆都很深刻的话题。

当了40年管教的退伍干部刘家常回忆说，当个时候日本战犯伙食参照解放军供给标准，按将官、校官、尉官以下分大、中、小三种伙，共产党管教干部吃的远不如战犯，但大多数执行党的政策却是毫不含糊。

战犯们吃不惯东北的高粱米饭，要换大米；第二天，管理所就将大米饭端来了；然后，这些战犯们还没有满足：要求吃面条和鱼罐……这些明显过分的要求居然也被同意了。

战犯管理所的炊事员并不懂怎么做这种“鱼罐”，几名战犯就被请去咨询鱼罐的做法，经过几次实验，战犯们居然在监狱吃到了家乡的美食。

崔仁杰说：“这是周总理的命令，要尊重日本的民族饮食习惯。那时候，这亲自动手少由中国人的日本战犯吃的是当时普通老百姓想都不敢想的，我们是看管他们的人，待遇也不如他们：面包、鸡蛋、牛奶以及日本的甜不辣、四喜饭，战犯都能吃到。”

日本战犯绥贺好男子告诉本报记者：“我在苏联的时候只有53公斤的样子，体质不好；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后，不到半年，体重就涨到了63公斤，体质也强壮多了。”

这位80多岁的老人说道：“我的身体要归功于饮食、生活得到改善，使我很快恢复了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