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国家的工人运动也未像苏联和中国那样演变为左翼极权专制、“大锅饭”，相反不少国家工人运动促进了自由民主。例如韩国、西班牙、葡萄牙、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国的工人运动，与学生、农民、市民、知识分子等群体的合作抗争，共同促进了国家结束右翼专制独裁，让国家实现了民主和政治多元化。在苏东剧变中，以波兰“团结工会”为代表的工人抗争，也成为结束苏东极权的重要因素。
拿着苏联、东欧、毛时代中国等在列宁斯大林体制下发生的工运和工会被利用和滥用的情况，来否定工会及罢工必要性的，是郑人买履、刻舟求剑、一叶障目，完全不考虑更多有益案例和时代发展变化。而如果放眼这些红色极权之外更广泛更具代表性、更值得效仿的国家工人运动情况，就知道工会和工运是利大于弊的，只要没有酿成大规模死亡的暴乱、没有颠覆民主体制、坚持了平等博爱等普世人权立场，就无须担忧。
欧美等国的工会及罢工，虽然也有一些弊端，如确实一定程度影响了劳动积极性，一些人宁愿吃福利也不肯工作（虽然福利仍然远低于工资），但瑕不掩瑜，整体显然利于劳动阶层利益及整个社会的可持续繁荣。劳动和生产的目的，也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促进人民的幸福、全民的平等和谐，而非为了少部分人的暴富和骄奢淫逸，不能为提高效率而不择手段。罢工及工会有弊端，也可以加以检讨和改良，而不应否定其本身的必要性，不该因噎废食。
对王志安贬损工运、质疑罢工与工会作用言论的批驳
王志安所说的撒切尔和里根在1980年代的措施，虽然让英美两国中短期内摆脱了经济低迷和“滞胀”状态，但长远让社会更不和谐、引发广泛抗议，并遗留了大量问题。1990年，撒切尔在工人的咒骂中黯然下台。而里根虽完成两届任期，但其衣钵继承者老布什也在1992年败于克林顿，反映了民意并不喜欢这两个保守派典型人物。而接替他们的布朗、克林顿等人，说所走的“新中间路线”/“第三条道路”，兼顾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逐渐恢复不少保守派执政时取缔的劳工权利，才让欧美社会重新走向平稳、贫富差距得到一定遏制。而撒切尔所说的“法治”，只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选择性利用法律的“法治”。实际上其镇压劳工运动、打压北爱尔兰反抗活动、在拉美与阿根廷发生战争，都涉嫌侵害人权、违反若干英国国内法与国际法。
王志安所提及的中国企业家曹德旺在美国开办工厂，将中国那套“低人权优势”，如压低工资、加班加点工作、严苛纪律对待工人、打击罢工和工会等，运用到美国的工厂、管理美国工人，虽然确实提高了生产效率，但显然损害了工人权益，收益主要归了资本家和政府。这种“中国模式”的输出，破坏了发达国家较为平等和谐的劳资关系，损害了劳工等弱势者权益，不仅不应作为榜样，还要以此为鉴避免这种模式向世界的扩散。
王志安重点强调的“福利养懒人”、“工会庇护懒人”等，本文对此已做了多次说明，在此再强调一些。福利虽有副作用，但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并不会和“养懒人”划等号，也与中国国企工人贵族的养尊处优完全不同。而工人适当的得到休息，则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权利。并不是只有老板和高级管理者才“配”享受假期、和家人悠闲度日，普通劳动者也应有这样的权利和福利。这固然一定程度影响效率和便利，但工人自己难道不需要消费和接受服务吗？而且劳逸结合，更利于工人在较短工时中集中精力工作、事半功倍，利于激发工人自主活力和创新，而不是让工人在连轴转的高压工作中心力憔悴、事倍功半。
而王志安所说的“支持非经济的保障，如反对歧视、改善工作条件”、“只是反对经济要求（提高工资）”，现实中无论经济要求还是非经济保障，都需要有工人的抗争，尤其工会和集体谈判，才能实现和得以维持。而并非靠讲道理。而罢工工人对于增加工资的要求，大多数时候都有具体的情理而非漫天要价。
王志安所说“曹德旺给美国工人带来饭碗，否则都饿死”，更是站在资本家和富人一方、蔑视劳工自主性和尊严的荒唐言论。工业生产及消费与盈利，是工人、资本家、技术人员、销售者、政府、社会各相关方共同完成的，而非哪一方的恩赐。而且工人处于整个生产链条的主要部位，是生产建设的主体，有权待价而沽。而中国等一些国家出现“你不干有的是人干”的情况，恰恰是不正常的、因为工人农民等群体在压榨下过于贫困和无力，不得不相互“内卷”、竞争中压低劳动价格、像砧板鱼肉一样供权贵和资本家挑选。这恰恰更说明了工人团结组织抗争、让自己不再被贱卖的重要性。
王志安所说的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厂”、恰恰让中国农民得到更多收入、更好条件，后半部分确是事实。相较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及微薄的收入、村干部和恶霸的压榨，1990年代之前像奴工一样为国家和生产队劳动，在“富士康”起码有了基本工资、过上半个自由人和工业化生活。这确实是一个巨大进步。但这显然不意味着“富士康”及其他企业的劳动保障好，只是在两个烂的比较早相对烂的较轻而已。
王志安以“月嫂”等举例，认为“没有斗争、没有工会，也能提高收入”。这既以偏概全，也夸大月嫂等劳动者的收益。首先月嫂的工作较为特殊，其工作非常繁重、需要消耗大量体力精力，以及细心耐心，还要和屎尿屁之类污秽物打交道，收入高一些本就正常。以前“月嫂”收入较低是中国穷人多、不惜力气不怕肮脏，所以服务价低廉。随着社会发展，很多穷人也并不需要过于贱卖劳动和尊严，劳动选择也更多，“月嫂”价格逐渐升高也是正常。且恰恰是其他劳动者的抗争，工厂等地工资提高，人们有了更多选择工作的机会，才让“月嫂”的工资上涨。这也更反映整个工人阶级、劳动阶层团结或分别的争取权利的重要、对劳动者整体的增益。
“月嫂”照顾孩子、孕妇、老人，本身也让多数主人不太敢过于压榨，以免“月嫂”不好好照顾家人，这本身也是一种“制衡”。而且“月嫂”和主人“斗智斗勇”、争取待遇的情况也不少，著名网络红人罗玉凤就曾讲过她和其他农村妇女做家政人员时，遇到各种“奇葩”主人及与其斗争的故事。
王志安所说“自愿交易无剥削”，也是无视不同身份者之间存在的权力、资源、话语权不对等，必然导致强者剥削弱者的现实。许多“自愿”在根本上是社会结构性不平等所致，根本也是“被迫”而非真的“自愿”。为生计所迫、受权贵威压，即便没有直接被限制自由和强迫劳动，仍然是一种被迫。虽然资本家和技术人员因其关键性作用，是应在人均上高一些收入，但具体高多少、各方合同的劳动收益如何分配、工人的劳动成果是否真的最大限度得到回报，这些显然都需要详细讨论、博弈、妥协，才能得到一个较公平的结论和分配方式。如果放任劳资之间的不公平，那必然导致和加剧剥削压榨。
王志安将美国工会及当下中国工人辛苦劳作、饱受压榨问题，和中国国企工人贵族的消极怠工、腐败堕落混为一谈，以后者掩盖前者，显然是张冠李戴、以偏概全、以少数当多数，充满谬误。对不同身份工人的差异问题，我在本文其他章节段落已有叙述分析，在此就不再重复。
王志安还曾发推文，把中国共产党及其现行政策和“共产主义”划等号。这又是典型的谬误。中共在建党之初确有共产主义理想，1949年之前和毛时代也有极左的、共产主义色彩的言行，但自1978年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至今，无论经济上的市场经济、官僚资本主义，还是政治上的一党专制，都与“共产主义”无关，中共名义上当然还标榜“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实质是权贵资本主义。从“共产主义”的弊端来测评中共执政的得失，如同以尺子称重，或以天平测长度，完全搞错了对象。
对于王志安以上看法及其他与工人问题有关的言论，本文各章节内容都或多或少涉及和做了评论，基本上比较全面的回答了他的疑问、驳斥了他的谬误。
虽然王志安所说的一部分话，从另外角度看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一些话也值得人们反思和认真考虑，理解事情的多面性和复杂性。但王志安的观点根本上显然是亲权贵、资本家、既得利益者，而蔑视劳工、弱势群体、受剥削压迫者的。即便一些有道理的话，也是片面的、讲了一面而忽视另一面的。他所推崇的东西，与中共“低人权优势”为基本特征的“中国模式”合拍，违背社会进步和普世人权，根本上是应否定和批判的。
总结：工人罢工权与组织工会权利现实中必要、维权时必需、法理上固有而不可剥夺
在中国，中国工人阶级为国家发展建设、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改善，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却普遍没有得到与贡献匹配的待遇，权利时常受到侵害。中国广义的工人阶层也是当今社会的主体人群，人数已超过了农民阶层。中国工人的处境和选择，某种程度也代表着中国人的境遇、决定着中国的命运。而中国若要结束专制和不公不义，实现自由民主和保障人权，也缺少不了对中国工人利益的考量、中国工人的参与和抗争。
所以，无论从工人自身利益、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实现自由民主的目标，以及参看其他国家工人抗争及取得的成果之前例，工人拥有组织工会、罢工的权利，以及言论、新闻出版、组党参政等自由，都是必须、必要、有益的。工人结社、组织工会、集体抗争，也是对抗强大的资方甚至政府和国家机器的需要。
而且正如前文所说，罢工和组织工会，本就是劳动者固有的“天赋人权（自然权利）”，即便没有各种功利性益处，也是应予保障而不可剥夺的。
总之，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以及其他各国，工人组织工会和罢工的权利，都应当得到理解、尊重、支持，而非怀疑、鄙夷、批判。而中国无论毛时代还是“改革开放”以来，其工业体系与工人待遇都较为特殊、存在双轨制、对待工人与其名义意识形态不符（甚至相反）的情况，不应不加仔细分辨的判定。基于错误的认识，也不可能给出正确合理的解决方案。
面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模式”和“低人权优势”对中国工人、农民、个体经营者等弱势群体的剥削压迫，人们更应支持中国工人等劳动者和弱势群体的抗争，对抗弱肉强食的、充满不公不义的、导致人与人尊严、贫富、人权差距都很悬殊的“中国模式”，让中国劳动阶级不再是工厂的“人肉电池”和权贵的“韭菜”，真正有尊严、有人权的生活。劳动者有了充分的保障，也能更多消费、促进经济良性循环，中国经济也能更加可持续的发展、社会也会相对和谐。
2024年9月25日
作者王庆民为旅欧青年学者yib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