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现在的青年组织不论是“亲克里姆林宫”还是“反克里姆林宫”的，都表现出非此即彼的坚决状态，以激进形式表达政治意愿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普京明确说：“强硬政权是社会秩序之源和保障”。俄政府表示，凡是按西方原则和与亲西方政权建立关系的国家，不能再享受“兄弟式”的“能源优惠”。目前在俄罗斯有“光头党”一万多人，而且这类极端组织有不断扩大的趋势。2004年成立的“青年同盟”宣布要实现俄罗斯的“第三罗马使命”，要求撤换不符合民族利益的政权，2005年2月成立的“欧亚青年联盟”成立地点选在弗拉基米尔州的亚历山德罗夫镇，这里是伊凡雷帝在“特辖制”时期的驻扎地，该组织宣称要建立一个“欧亚帝国”，要组成“新的特辖军团”打击一切分离主义，不允许俄罗斯和独联体境内发生“颜色革命”，反对北约、反对科索沃独立、反对格鲁吉亚、乌克兰的“颜色革命”，欧亚联盟在为其积极分子举办的夏令营中举行格斗训练，教授如何驱散异己的机会、讲座等，他们认为自由主义组织是拿美国人钱的间谍、是出卖俄罗斯利益的“俄奸”，对他们的活动要进行挑衅和破坏。要遏制自由派造成的混乱的联邦化趋势，应不惜任何代价制止地方的权利、限制移民、扩大俄罗斯联邦主体的控制能力。

这种激进主义情绪也体现在人们对待法律建设的看法上。一般的俄罗斯民众认为法律是“虚伪的”，比法律更重要的是“真理”。俄罗斯格言说，“只有所有的法律都死亡了，人们才能生活在真理和公正之中”。苏联时期领导人都是工程师，只有一头一尾的列宁和戈尔巴乔夫是学法律的，就是现在俄罗斯人对西方国家律师在公共生活的扮演举足轻重的作用依然感到困惑不解。他们认为，俄罗斯的政治理念既不符合英美法系，也无法完全纳入大陆法系的法理框架，俄罗斯法律的依据不是理念，是道德上的一致性，是共同的信任。他们嘲笑西方人拘泥于繁琐的法律程序。剧变以后的1993年宪法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根本的改变，2003年的司法改革，强调俄罗斯是民主联邦国家，各联邦主体地位平等，承认和保护各种所有制以及地方自治，承认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国家权力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权独立，相互制衡，以及俄罗斯以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为准，虽然说司法体系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违规的事情随处可见，苏联时期官员以行政命令干扰案件审理的“电话法律”现在依然盛行，甚至有种观点认为制定大量的法律保护个人是不恰当的。老百姓觉得叶利钦时代的“无序民主”反不如普京的“国家指导下的有限民主”。最近两年社会对政府的信任度的确在提高，但在“多数同意”的背后，各阶层的不同声音被“过滤”掉了，政党的作用在下降，似乎只剩下普京一人的声音，如果这种局面继续下去，反对派和杜马的作用便会大大萎缩，不利于监督和制约执政阶层，这无疑会助长官僚主义和腐败蔓延。在俄罗斯的城市里身着制服的警察到处可见，任何人尤其是外国人随时都可能被警察叫住肆意“执法”。俄罗斯国内外一直公认，在俄罗斯要发展起真正强大、受人尊敬的法律秩序至少还需要花费几十年，而不是几年。

自由主义势力的沉浮起落

自由派人士涅姆佐夫说，我们“这里不可能发生橙色革命，你可能会看到一场红色革命或褐色革命”。1999年组成“俄罗斯右翼力量联盟”，(西方派)涅姆佐夫任党主席，代表中产阶级的利益，这是个企业家的政党，是民主派的政党，他们坚持俄罗斯的欧洲发展方向，要融入欧盟的欧洲大家庭，要捍卫俄罗斯市场经济的成果，承认俄罗斯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如果俄罗斯的总统要搞民主倒退、选择独裁道路，他们就要成为总统的反对党。这类组织在俄罗斯被称为“新西欧派”。2003年12月的议会选举中“右翼力量联盟”只得到4%的选票，2004年自由主义力量分裂，部分成员退出另成立了一个“自由俄罗斯”，2005年右翼力量联盟新的领导人是只有29岁的尼基塔·别雷赫，他的反政府立场明显，指责政府民主倒退、自由市场经济衰退，政府日益官僚化。2007年的地方议会选举中自由主义政党得到4.41%的选票，此后日渐衰落，2007年12月的议会选举中得票率只有0.96%，2008年10月该党自行解散，随后建立“右翼事业党”。这个政党在商业精英和新贵以及亲西方的青年中有一定的影响力。它比较温和，愿意同政府合作，目前梅德韦杰夫、普京当局对该类组织的态度是拉拢安抚为主、打压为辅，政府认为左翼的俄共比较稳定，需要扶植一个稳定的右翼政党，而自由主义历来易散不易合，派系繁多，行动能力差。2005年基里延科被任命为俄原子能署署长，2009年梅德韦杰夫任命别雷赫为基洛夫州的州长，一时间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都成为“体制内”的“自己人”了。2009年右翼组成的“团结联盟”试图在俄罗斯搞“颜色革命”，要普京辞职，抗议民主倒退，3月间“团结联盟”组织示威游行，高呼“驱赶普京！”“普京下台！”的口号，焚烧梅德韦杰夫的肖像，但由于社会基础狭小没有太多的人响应。年轻人觉得，自由主义的妥协温和、过于精英的“小众化”、“上层法”和易于“招安”的特点都显得“太没有血性”了，与民粹主义煽动下“热血澎湃”的群体精神状态相距太远了。

能否设想两个“不高兴”的遭遇？

有人认为，俄罗斯“不高兴”主要是针对美国和欧洲的，对于中俄两个“不高兴”的遭遇的担忧是多余的，即便有那么些年轻人在网络上叫嚣，但因为只是民间的比较边缘化愤青，进不了正规渠道掀不起什么风浪。现在双方政府感觉都处在最佳状态，中共官方认为，目前的中俄关系是“有史以来真正平等和健康的时期”，双方在“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的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的框架内和谐发展，是一种“互利双赢”的最佳模式；克里姆林宫对华关系判断也如出一辙，普京认为，“无论在政治还是在经济方面，中俄两国之间的关系，从未达到如此高的水平”。两国领导人如此赞誉，学者们也跟着起哄式地锦上添花，纷纷称赞中俄两国是“新时代下堪称大国关系的典范”。2009年在中俄两国建交60年之际，10月12-14日，俄总理普京应温家宝之邀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此次访华签署的合作协议之多、涉及范围之广、贸易数额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于是舆论界就有了中国与俄罗斯有利益“汇合”、“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权威国家找到了共同目标”的说法。

但是，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所评论的，“现在还不是‘龙熊同窗’的时候”。因为霸权型民族主义在与膨胀型的民族主义PK的过程中，双方都有强烈的支配欲望，都有“优势族群”的感觉，狭窄的视野和惯性容易让他们狭路相逢。众所周知，民族主义是一个“睡美人”，一旦遇到合适的政治气候，它会成为一种比任何主义都更容易表达的方式，很容易操纵群众，它既可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也会成为一个“诱人的陷阱”，既有积极意义也具有消极内涵，它的超级动员能力会把各种不满吸附进来，它的排他性的唯我独尊极易对周边民族形成挑战。

至于双方领导人关于中俄关系美妙言论，可以说是一个努力方向，但是任何国家没有长远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回顾中苏关系历史上的大起大落就可以知道，且不说历史上从中苏蜜月阶段到毛泽东发出“我们要准备打仗！”不到十年，实际上这种脆弱的平衡很容易打破，政府间的制度约束力薄弱，中俄之间的战略风险依然存在。看看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的关系就可以推想而知，这些国家间前后签署了1700份友好协议，建立了五花八门的合作机构，真正生效与执行的不足1/10，而且说变脸就变脸，说逆转就逆转。

让龙与熊都高兴仍是一个有待努力的目标

实际上俄罗斯国内已经对中俄现状有不少怀疑，对长期前景更为悲观。由于中国的快速崛起，让俄罗斯人感到震撼和酸楚，他们知道在两国力量对比的天平上，天平已经向中国方向移动，中国越来越主动，就意味着俄罗斯越来越被动。由于中国的快速增长，俄罗斯将被置于比中国更加远离美国的境地，在俄罗斯人看来这无疑降低莫斯科的竞争优势，降低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中国威胁”的论调在俄罗斯尤其是在民间有相当的市场，中国的高速发展反衬出远东的落后，导致反华情绪的泛滥。与以往不同的是，以前的“中国威胁”常常强调的是局部的“经济威胁”、“人口威胁”、“廉价商品威胁”，现在俄罗斯人更多谈的是中国的“全面威胁”。部分学界人士认为，以中国的人口的大块头和经济的影响力，本身已经构成对俄罗斯国际地位的挑战，对俄罗斯整体利益的威胁，俄罗斯针对中国“不高兴”的人在逐渐增多，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竞争对手成分大于合作关系。俄罗斯人说，在中国的观念里，只尊重“老大哥”、只尊重强者，国际政治博弈的规则只有“大哥”和“小弟”之分，不可能有长远的平等的伙伴关系，因此俄对华关系只能在大哥和小弟之间做出选择。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俄罗斯已经无法再像中苏蜜月时期一样成为中国的“老大哥”，只能屈尊去当中国人的“小弟”，但是这又不符合俄罗斯人的性格，也与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不相称。

俄罗斯民间对“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中俄角色“互换”感到不习惯、不舒服。中俄之间角色认同之间存在着差异。一直以来俄罗斯自视为“大”，称大、做大是俄罗斯人一贯的追求，对俄罗斯人来说，从中国的清末、民国到社会主义时期，俄罗斯人都认为有资格当中国的“保护伞”，因此平等地位几乎无从谈起。现在中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让俄罗斯和中国都高兴实在是一个难解之题。在俄罗斯60%的人认为，俄国应该比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更大，并认为中国有求于俄罗斯的地方远多于俄罗斯求中国，从日本人在远东受欢迎的程度排在美国、澳大利亚、法国、韩国、中国前面，就可以感觉到，俄罗斯对中国的认同和肯定必然是有限的、相对的以及基于一时利益的实用考虑。所以如何化解俄罗斯民间的“中国威胁”论仍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著名俄罗斯、东欧问题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