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遗产生成的原动力”是现在俄罗斯的民族建构的重要落脚点之一，这里面即遗留了沙俄帝国的内容，也保存了苏联时期的“支配权观念”，帝国的三色旗帜和苏联镰刀斧头的旗帜在这一点上的重合度是最大的，中国人在俄罗斯一看到镰刀斧头和红星象征的苏联标志，就倾向于把它解释成效忠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其实这里传递的是要“复杂得多的感情和信息”。目前俄罗斯回归的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而是从被抛弃的意识形态中挖掘“光荣往昔”的民族诉求，意识形态霸权降低与民族主义霸权抬升已经完成了一个双向互换过程，旧体制的意识形态遗产很难复归了，但是帝国的遗产从来就没有被清除过，改变帝国思维也绝非一朝一夕的事。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说：“从古代起，俄罗斯就意识到自己是帝国遗产的继承者和捍卫者，俄罗斯不应当放弃许多世纪以来的大国意识”。有人把这种“帝国遗传”称之为一种“新帝国焦虑症”。目前从未经历过斯大林恐怖时代的年轻一代政治家正在有意识地对斯大林在进行一种“选择性地再塑造”，以一种“理想筛选”，使人们忘记“大清洗”和“大饥荒”，让民众对“斯大林时代充满罪恶的‘好日子’”抱有幻觉，似乎“苏联那时是多么‘安全’和‘幸福’的一个地方”。这些沉浸在“大国光荣”怀旧的矫饰话语中透露出俄罗斯人的“身份焦虑”的恐慌。苏联霸权型的民族主义经历了质变后开始“向传统的俄罗斯帝国价值转移”，在共产主义耗尽了潜能之后，这个真空“逐渐被民族主义思想观念以其特有的俄罗斯姿态所取代”。

第二是“向何处去”的选择焦虑

有人认为，俄罗斯历史没有一定的目标，当它每一次处在十字路口，如何判断现今社会的发展阶段方向，依据什么理论对自己当前的处境做出准确的定位的命题都会凸现出来，例如像俄罗斯的命运、俄罗斯的历史定位、如何看待俄罗斯的独特性、俄罗斯与西方的相似与差异、俄罗斯的发展道路、俄罗斯的历史选择性、俄罗斯向何处去？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会引起激烈的讨论。19世纪以来俄罗斯知识分子就“俄罗斯在世界历史中存在有什么意义？”“这个民族将向人类展示什么？”进行论战而产生的“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争论的话题在150年后的今天依然继续也仍然没有结果，可见其选择的分歧之大，定位之难。这种定位困难直接影响到它的发展速度的不均衡性和跳跃性。有人把这种状况归纳为“缺乏主导性特征”的“俄罗斯猜想”。现在俄罗斯的选择是“俄罗斯必须强大”。因为在俄罗斯人看来，“世界只尊重强国”，“二等国”的角色让他们充分体会到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本来“称强、做大”就是俄罗斯人一贯追求的目标，现在绝大多数人都不赞成剧变初期的“国家收缩”战略，他们认为“微型帝国”不符合俄罗斯的“安全观”。目前俄罗斯人把成为一个“体面的大国”作为一种民族凝聚力，俄罗斯人说，每个人只有在成为爱国者后，才有资格谈权利和个人。普京说“俄罗斯唯一现实的选择是选择做强国、做强大而自信的国家”，“俄罗斯应当在世界上真正强大的、经济先进的和有影响力的国家中占有一席之地”，“所有的行动都只能服从这一点”。俄罗斯的振兴必须依靠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吸取过去十年的教训，讲民主和自由“必须顾及俄罗斯的历史”，“必须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和国情出发”。普京的全部言行所贯穿的一条主线是“复兴俄罗斯、重振大国地位、实现强国之梦”。

第三是安全焦虑。

俄罗斯一直以来是一个有“安全焦虑症”的国家，自然地理环境上一望无际的东欧大平原和冷兵器时代国土易遭侵犯记忆，以及蒙古人240年的统治，使历史上的俄罗斯人有一种的“屏障缺乏感”的“安全忧虑”意识，久而久之这种基因沉淀变成了一种整个民族对“安全需求度”的紧张感，它总希望把国土的疆界扩大到“相对安全”的地带，这种只站在本国立场上的思维模式根深蒂固，俄罗斯对外侵略在国内从来都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少有“清醒者”对这种“越界”的民族主义发出过质疑。由此产生的另一个特点是俄罗斯又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国家，它需要别国承认它的世界大国的地位，以及对“后苏联空间的优先利益区”的尊重，美国把俄罗斯从世界一流大国的名单中剔除，不承认俄罗斯在其他任何国家具有势力范围。这样就造成了两者思维差距的矛盾。由于剧变初期的“被耍弄感”记忆犹新，俄罗斯对凡是美国的建议都会不加思索地说“不！”它看不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决定一切世界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