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她提出让我是否找康生反映反映。我说："毛诚同志，现在我没法找他谈，一方面是我已成为怀疑对象，一谈更使他怀疑；另一方面他根本不会听我的。你能否找他谈一谈?"她也表示为难。就这样，我们议论了一番，谁也不敢去找康生，因为我们知道，找他谈这些，自己被怀疑是小事，他是根本不会接受的，说不定还会把运动搞得更大，以显示自己是正确的。怀疑的人岂止我们二人，只是都不敢说出来而已。

我自己的问题一直拖到七大召开前夕才得到解决。

运动中，我渐渐地被靠了边，到七大召开前就什么也不让我参加了。我是七大候补代表，别人都发了七大文件和学习材料，而且每天有半天时间集中学习，而我不仅领不到文件，学习也不能参加。这时自己的思想负担大极了。

七大召开前夕，康生在杨家岭召集枣园的干部汇报工作，我也参加了。许多同志提出七大以后要离开枣园到根据地去工作，我因为背着包袱，坐到角落里没有发言，被康生看到了，他点着我的名说："李逸民同志，你还没有讲话，别人都说要走，你怎么样?"我这时才开口负气地说："为了保持党的纯洁，我不参加七大了，我现在就可以离开，请你批准。"

他一听我话里有文章，就说："你现在就要走，好啊!你既然说起来，咱们就把问题说开。"他打开办公桌的抽屉，拿出几份材料，说："你既然说要走，这里有几份党校写的材料，你先看，我再发表意见。"

我仔细一看，一份是董启文同志的，他在抗大做过我的助手，运动中被整成"复兴社份子"，还作了典型发言，末了问他还有什么好朋友没交代，他说："还有李逸民同志，在抗大我们关系最好。"

就这一点，他们就在材料上批上我是领导董启文的；还有一份材料是一个叫黄振球写的。1942年我去枣园时曾找他谈过话，想让他和我一起到枣园工作，他不愿意，后来也就算了。

运动中，他承认自己是特务，并说："李逸民同志曾找我谈过话，不知什么意思。"意即我勾结他；还有一份是我在监狱的难友张惟桢同志写的，说我在狱中表现好，而张自己被打成"叛徒"，所以我也被怀疑上了。这时才真相大白，就这三份材料，使我差点失去参加七大的机会。

我看完以后，康生发表了一通议论，最后说："我们枣园的同志都是审查别人的，自己被怀疑一下有什么不好啊?"我说："我的历史过去没审查过，现在全面审查一下很好，有什么问题提出来，我可以找人证明。"他傲气地说："现在没有时间了，我也没有时间听你报告。"

其实，我的问题这时已有李富春等同志组成的七大代表审查委员会审查清楚，不久，李克农同志的秘书罗青等同志给我作了没有问题的结论，并由李克农同志通知七大秘书长任弼时同志，给我发了文件，问题总算解决了。

当年曾被送入西北公学接受审查的布鲁的夫人吕璜曾于1997年9月在延安接受过我们的采访，她回忆道：

1943年夏天，西北公学已抓了1000多人。西北公学的校址在枣园的后沟，前面是中央社会部，沟掌是社会部的监狱。被送到西北公学的人，虽然名义上还不是关监狱，但和坐牢也差不多，进去的人都要被搜身，连缝衣用的针都被搜走了，而且整天都有积极份子监视著，没有行动自由。

记得这一年8月的一天，学校通知我们开会，这是一场坦白大会，会址在后沟里的一个礼堂旁，这个礼堂旁有一块不小的平地，但根本容纳不下那么多"特嫌"份子，于是周围的山坡上也站了不少人。

大会开始前，从后沟掌的监狱里被押解出200多名犯人，走在最前面的是王实味，紧跟其后的是吴奚如、于炳然，他们都带著脚链手铐。这些人每过一个，会场的人就高呼"坦白从宽"之类的口号。

李克农

坦白大会由李克农主持，他首先发表了讲话，号召大家自动坦白。李克农讲话后，一批人被积极份子推拉着上了主席台开始坦白，不长时间，主席台上就站满了人。我抱着孩子站在主席台下的第一排，我扭头一看，身后稀稀拉拉的已经没多少人了，人都被拉上了主席台。

不知是因为我抱着孩子，还是别的原因，积极份子没有拉我上台。李克农眼看着主席台上已经站不下人了，于是他走上前宣布说，不是自动上台者可以下去，自己先反省，反省好了，再上台来坦白。

听了这话，台上的人你看我，我看着你，谁也不作声，谁也不敢动。这时站在台边一位姓王的学员，因为他是被积极份子们强拉上台的，加上离台下近，所以哧溜地溜下了主席台，蜷缩著身子蹲在主席台前。

那些积极份子发现后，马上又连拉带打地把他重新拉上了台。当时他的脸色死灰死灰，非常难看。过了一会儿，他在台上撑不住了，要求上厕所，说是上厕所，其实哪里有厕所，跑到山坡上看不见人的地方就能大小便。

在积极份子的押解下，那位姓王的学员上山后，乘着积极份子不注意，突然转身跳下了几十丈的山崖，当即就摔得七窍出血，悲惨地死了。当时的场面十分骇人。

在西北公学被关起来的日子里，我最欣慰的是我的孩子反而比自己带著好了。因为当时西北公学有100多位女学员，而且大都有孩子，而在西北公学其实也没有什么学习任务，除了交待问题就是生产劳动。

被送到西北公学审查的有1000来人，这些人住的土窑洞并不是事先就挖好的，而是去一批自己给自己挖一批窑洞。住的问题解决后，又在附近的山坡上开荒种地，自己给自己解决吃的问题。我们这些带孩子的人，在生产劳动中自然有很大的拖累，就是想表现都表现不成。

于是学校决定办幼儿园，吴德亲自担任园长，园址就在枣园沟口。过去我自己带孩子时，由于工作忙，没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孩子，孩子瘦得皮包骨头，像麻杆一样。放进幼儿园才半年，孩子一下就长胖了，也长高了。我心想，我自己的冤屈在孩子身上得到了补偿，这也是一种安慰吧。

1944年4月份，我的问题由叶帅夫人曾宪植亲自做了结论。结论是既无政治问题，也无历史问题。于是，我就被从西北公学放了出来，重新回到了边区保安处。由于我的丈夫布鲁此时在绥德分区保安处，所以我又被派到绥德保安处，去做绥师审干运动的总结工作去了。

中央警卫团虽不是保安机关，但它却是中央社会部直接领导的担负特殊使命的保卫部队，这支部队理应受到高度的信任，但在审干运动期间，就连这支部队也能审出大量的特务，实在是天下奇闻。

诚然，李逸民、吕璜的回忆，师哲、布鲁的奇特经历，以及张宣在保安处监狱的所见所闻使人心情沉重而又难以置信。而原中央警卫团干部王真，一位归国华侨的坎坷命运，却更使人备感心酸。

1940年，侨居泰国、有着优裕生活条件的王真离家出走，回国参加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经昆明、重庆等地辗转来到了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那年他才22岁。

1941年，王真从陕公毕业，被分配到中央警卫团担任文化教员。中央警卫团是直接保卫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部队，能在这里工作，在政治上无疑是被高度信任的。因此王真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工作积极主动，热情高涨，意气奋发。

然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1943年夏秋，审干和抢救运动的狂飙巨澜竟然也不放过中央警卫团这块净土。1000多人的中央警卫团，共有30多位干部，其中20多人被打成"特务"、"特嫌"，还有2人甚至被送到军法处，占到了干部总数的80％以上。

王真因为是归国华侨青年，所以自然被打成"外国特务"遭到隔离审查。当时在延安的归国华侨青年几乎全被"抢救"。

如1942年春，中央成立了由朱德、叶剑英领导的海外工作委员会，为了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海外工作委员会抽调延安各单位的30多位归侨青年，举办了海外工作研究班，准备培养一批海外工作骨干，然后再派出去开展工作。

可这个班刚成立不久，就遇上了审干和抢救运动，结果这个班的成员几乎全部被打成特务，最后还是叶剑英亲自给他们甄别平反的。

中央警卫团政治部有位秘书原是张学良的通讯员，"西安事变"后，张学良的部队选派了一批军官来延安要求中共培训。学习中一部分人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主动留在了延安，政治部的这位秘书就是其中之一。

审干运动中，他却被指控为"张学良的特务"，原因很简单，既是张学良的通讯员，当然是张学良的亲信，前程锦秀，有着灯红酒绿的生活，可为何要留在延安?为何要过这种艰苦的生活?惟一的解释就是为张学良、为国民党搞情报，搞破坏。

这位秘书浑身长满嘴也说不清、道不明。他愤懑、委屈、痛心，满腔热情，一片赤诚，抛弃常人难以抛弃的荣华富贵投身革命，竟落下如此下场，遭到如此的践踏，他的心碎了，乘着看守不留神，把自己运动员的体魄(他是优秀的篮球运动员，打中锋)和自己的千古奇冤一齐吊上了一棵小树，用宝贵的生命来表达一个热血青年的清白与忠诚。

中央警卫团竟抢出如此多的"国民党特务"，不能不引起分管中央警卫团工作的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的高度重视，也引起了他的极大怀疑。中央警卫团如果有这么多的特务，中央的安全、党的领袖的保卫岂不成了儿戏!于是，他将被打成"特务"的王真等20多人全部找去谈话。

李克农用怀疑的眼光望着他们问："你们真是特务?!"

大家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既不敢说是，也不敢说不是。说是吧，人人都清楚，自己的确不是，再说能到中央警卫团工作的都是经过组织严格审查的；说不是吧，自己又都是亲口承认过的，于是大家谁也不说话。

具有丰富反间谍和政治保卫经验的李克农一眼就看出了他们的心思，而且作为中央社会部领导，他也压根儿不相信，中央警卫团会有这么多特务，如果真是这样，那中央社会部岂不成了饭桶?

而谁都知道，中共的政治保卫部门历来都是强有力的，是赫赫有名的，令敌特们闻声丧胆的。于是他和蔼又不失严厉地说道："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要实事求是，忠诚老实，过去说错的也可以改嘛。"

听了这话，大家悬著的心才落了地，纷纷吐出了自己的满腹苦水，李克农听完之后，感到问题严重，立即指示中央警卫团停止抢救运动。

由于李克农的明察秋毫，王真免除了牢狱之苦，他不仅很快被平反，而且还被任命为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宣传股股长，政治生涯似乎又开始充满光明。然而，命运的捉弄，却使王真建国后再次饱尝了人生的磨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真从太行山来到了首都北京，进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应该说他的华侨身份，在这样的部门工作是如鱼得水的。然而平静的生活仅仅过了十年，灾难就再次无情地光顾了他。

1959年7月2日到8月1日以及8月2日到16日在江西庐山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会议原定的议题是总结经验，纠正大跃进和农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

然而7月14日，彭德怀元帅的一封给毛泽东的"万言书"，彻底扭转了会议的方向，引发了一场灾难性的政治运动。随后反右倾的决议逐步传达到全党，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

300多万干部和党员遭受到重点批叛和划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而王真又"有幸"成了这300多万中的一个。他在中联部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并受到了严厉的处份。

文化大革命中，命运多舛的王真再次遭人污陷。有人别有用心地在他家门口贴了一张撕破了的毛主席语录，然后将他骗出，当他走到门口时，立即就有一群人围住了他，说他撕毛主席语录，对毛主席怀有恶毒的雠恨心理。

加上他1943年在延安的这档历史遗案和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这下动机结果都有了，他被毫不犹豫地打成"现行反革命份子"，新账老账一起算，被押送北大荒劳改了三年。在延安侥幸逃脱的牢狱之苦，现在终于补上了。

1970年，王真所在的北大荒劳改队宣布撤销，上级对他们这些劳改人员的处理是有家回家，无家的回单位。王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他的妻子被迫与他离了婚，带著两个孩子走了，所以他无家可归，只好回中联部。

可是劳改队的"犯人"都被接光了，中联部仍未来人接他。他万分焦虑，连向中联部发了三封信人催问，全部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不得已他斗胆给当时正红得发紫的康生和陈伯达写信(康生当时在中央分管中联部工作)，没想到康生竟然收到了信，而且还在信中做了批示，要求中联部派人将王真接回北京。中联部接到康生转来的信和批示后当然不敢怠慢，很快派人将王真从北大荒接回北京。

回到北京，中联部政工组负责人找王真谈话，对他说："关你去北大荒劳改看来错了，但查清你的问题需要时间，现在部里也不好给你安排工作，你还是到部里的'五七'干校先待一段时间吧。"

就这样，王真又像踢皮球一样被踢出了北京，虽然这次比较温和，但却再也未能回去。

中联部的"五七"干校设在河南省周口地区任丘县，到干校后王真万念俱灰，很快就与当地的一位妇女结婚成家。"五七"干校撤销之后，领导上又对他说："你年纪大了，回部里也不好工作，又在这里结婚成了家，干脆就留在这里退休吧。"

被政治运动折磨的似乎已经麻木了的王真，什么也没有说，也无话可说。于是他就死心塌地地留在了这个偏僻的小县，如今还平静地生活在那里，由县民政局发工资，在县老干局过组织生活。

也许，他在北京的两个儿女能给他凄凉的人生增添一点色彩和安慰吧。他的儿子已是北京一家饭店的总经理，女儿在北京民航工作，1988年他参加"延安大学老校友回访团"，从北京到延安的费用就是儿女资助的。只有说到他的这两个儿女时，王真那饱经沧桑的脸上才露出一丝温馨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