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警告说："宽大是有限度的，这一点要严重注意。"与发下文件同时，看守所院内和窑洞里风声日紧，日夜有人们的匆促脚步声、开门上锁声。
一天早饭后，哨兵忽然打开我们的窑门，叫我们出来站在院子里。出乎我们意料外的是：别的窑门也都打开了，从那些门里走出许多平时不许见面的别的"在押人"。这些人一个个脸色苍白、麻木，不知所措。院里院外增加了武装人员。
本院"在押人"约四五十人都出来了，看守人员发令，让我们一组接一组，成一路纵队，在两旁武装押送下走出院门。出了这个院子，同别的院里的"在押人"队伍会合。逐渐加长的队伍走到山下，立定，听一个干部讲话(我听不见讲的什么)，然后上大路朝南走，一直走到边区政府礼堂。在礼堂肃静的空气中，我们被指定坐在一排排长板凳上。抬头看到，主席台上贴的一行大字："边区系统抢救大会"。
这种"抢救大会"已经开过一次了，那一次，保安处看守所在押人只去了一部分，听高岗杀气腾腾的讲话，说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已经遍布全边区。他举了几个例。其中之一就是"混进党十几年的老特务张宣"。
他批评党员们"警惕性差，麻木不仁"，任凭特务到处破坏。现在党中央给大家敲起了警钟，务必把一切暗藏特务清查出来，并给予出路。抢救大会就是一个公开的范例，坦白从宽，回头是岸，把愿意改恶从善的特务抢救过来。大会之后，各机关单位都要行动起来，抢救你们那里的失足者。
参加那次大会的人，后来在看守所认识了我，对我这个年轻的"老特务"感到很吃惊。
我们这次参加的是第二次大会，保安处的在押人几乎全部来了。今天高岗没来。主持会议的人号召："各单位的共产党员要带头坦白。"
我听到这话大为惊讶，因为在这里，共产党员和特务几乎成为同义语了。在这种号召下，各单位与会的人就互相"格吵"起来，互相动员邻座："你坦白嘛"，"你该坦白了"，"请带个头吧"……于是有人申请"坦白"了。主席就大声询问："是哪个特务系统?"回答是各种各样的，有CC、复兴、汪(精卫)特、日特、德特、意特、乃至英特、美特。
报过名的各品种特务都被请上主席台，在台前一列长凳上就座，胸前被戴上大红花，以示"坦白光荣"。
这一天，约20个人享受这种荣誉。其中一个是我的四川大学同学、地下党员，正在边区法院工作的某某。他是我所知道的四川地下党员中唯一获得这种"光荣"的人。
这位擅长演说的同志在大会上还作了"坦白报告"，他说："和我一起进入边区的伪党特务有一百多人，我们以共产党员的面目出现，但现在看来，都不过是'玻璃缸里的王八'，自以为人家看不见，其实党早把我们看得清清楚楚。"他的话引起了全场的笑声。
这个同志后来平反后，工作有成绩，也受过不止一次的政治折腾，同志们早已原谅了他这一次不光荣的"坦白"。
这一天，保安处也因这位某某而露了脸。回去就把他从窑洞里调出来，参加直属于侦讯科员杨刚的一个"研究组"。保安处长周兴趁热打铁，第二天又召集看守所的在押人大会，让一个陕北老赤卫队、老乡长贾志洁在会上"坦白"。
老贾一派陕北农民干部本色，"坦白"时说到伤心处痛哭流涕，说他被境外的国民党"突击"成了特务。他是用陕北的生动口语进行演说的能手，难怪周兴看上了他。加上他的哭使得全场动容，收到良好效果。
周兴当即走过来同他握手，鼓励他，安慰他，并且讲话说："贾志洁毕竟是农民干部，经过土地革命锻炼的老革命，坦白交代得多么真诚!你们都要学习他。党的宽大政策不会亏待贾志洁，也不会亏待任何一个向党坦白交代的人。"
贾志沽的"坦白"也使我感动。在此以前，我一直认为康生之流是在无限夸大敌情，贾志沽的事例使我考虑到另一方面：一个苏区的乡长、老赤卫队员，竟然一夜之间被境外的敌人"突击"过去，埋藏在党内多年，这的确是很可怕的。那么，荒唐的"抢救"不是也有一点理由吗?
大约一年之后，贾志沽编到我所在的小组。我谅解他，尊重他，彼此逐渐接近。那时，大家早已学习过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关于"甄别是非轻重"的报告，言论禁忌比以前少了。
在一次小组会上，有人提到贾志沽那次在全体大会上的"坦白"，不料他又哭了起来。他说，他那次"坦白"是假的，是被迫编造出来的，因为当时感到十分委屈，所以止不住哭出来。今天他又哭，却是一种深深的悔恨，一种对自己的谴责：受过党多年教育的人，怎能这样说假话，欺骗党?
一年时间中贾志沽的两哭说明什么?它说明，要顶住以党的名义，用封建专制的方法，"群众性强制"的手段推行的错误政策，是十分困难的，是使革命者万分痛苦的，是对共产党员纯沽党性的严重扭曲。它还说明，即使像我这样身受其害、并不轻信的人，在这种有系统、大规模的骗局而前，也有时会受到蒙蔽。
贾志洁平反后到了延安大学工作，我和他此后有了长期的接触，觉得他吃苦耐劳，搞总务工作称职，所以1950年我到兰州担任西北民族学院副院长时，就把他调到那里当总务处副处长。1952我受到陷害，离开民院以后，老贾继续在那里工作。在二十多年中，他升任处长、副院长。1982年，我又一次得到平反，回到民院担任党委书记、院长，同老贾又共事一年。贾志洁77岁时离休，80岁时因心脏病半夜突发逝世。这个同志的一生，证明"审干"和抢救运动是何等滑天下之大稽的荒唐事!
当然，工农干部被"抢救"只是一种偶然现象。在保安处，在枣园，在各单位被关押逼供的，绝大部分是知识份子。
保安处的"在押人"从参加"抢救大会"开始，原来的高度保密状态就降了一级。回来以后又降级，逐渐到了半自由状态。这个过程经历了几年时间。开始，监窑的门打开了，院内可以见面、来往，哨兵退在院门外。以后门外的哨兵也撤了，在凤凰山环抱的山腰上有几个岗哨监视着看守所各个院子。我们经允许可以到别的院子去。后来，保安处利用"在押人"中男女艺术人才丰富的特点，为保安处及其上级提供文娱和宣传服务，建立了由"在押人"组成的宣传队。这时，宣传队员可以整队下山。再后，亲人可以来保安处探视，个人也可以请假外出，只是晚上必须回来。这些逐步开放、逐步增加的自由度，是随着保安处任务的变化而实行的。
从边区系统"抢救大会"回来，保安处就要扩大大会的影响和"战果"。各个院子的"在押人"奉命举行院内的"抢救大会"，斗争本院的重点对象。参加这种斗争会的"特务"和"准特务"们都是整风中的过来人，都有被斗的经验，知道应该怎样"斗争"。他们是愿意为党、为保安处立功的，他们斗争起自己的难友来，精神十分饱满，火力特别强烈，自然也就会有某些"战果"。
一两年后，时势变了，这些人敢于说出自己当时的心情，差不多都有如下想法：我自己不是特务，但特务肯定是有的，危害极大。我以外的这些人很可能就是特务。不然党怎么会把他们抓进来?党是实事求是的，一时冤枉个别人固然难免，但冤枉这么多人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作为真正的共产党员，在众多的特务面前，只有听党的号令，勇往直前斗争他们。
在这些特务面前，我也不可暴露我的非特务身份，以免被他们钻空子，助长他们抗拒交代的气焰，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失。就在诸如此类善良而糊涂的动机下面，院子里的斗争会开得热火朝天，口号、呐喊、训斥之声，不绝于耳。保安处审讯科派到各院组织领导的人员非常高兴。各院调出"坦白"较好的人组成"研究组"，每天开夜车写简报、整材料。
这些人作为审讯科某个科员的耳目和手足，有时也起某种"智囊"作用，替他们设计对那些斗争对象如何进攻，得到"战果"(即压得对方"交代"问题)以后，又怎样"巩固战果"(即防止翻供)等。到了半夜，这些人能够和审讯人员一起享受"夜餐"。通常是半个美孚油桶的葱油汤面，比窑洞里的饭食香多了。
在我住的这个院子里，我所得到的"殊荣"，就是第一个上这种斗争会，斗争的火力比西北党校白天大会大大地加强了，也比那时夜间的"突击"更加震动耳膜。"在押人"中那位边区老诗人高敏夫义愤特高，冲上来一耳光打出了我的鼻血。杨刚兴致很好，称这是"高级形态的斗争会"。可是，它的结果也还是与西北党校一样，也就是没有结果。
我也参加过斗争别人的大会，其中印象较深的是斗争胡采的大会。大家分析，他是从蒋介石庐山训练团出来的大特务，他不承认，于是满场高呼："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不觉得可笑吗?自己也都是"敌人"呢!)有人从院子里拾回一块半截砖，准备"砸烂他的狗头"。不过，这种话可以喊，这种事还是不允许做的。
保安处为了组织这种"群众性"斗争，就要调整在押入的组织管理。关起四五个人一窑的小门是不行了，需要实行第一次的解密。为了调整组织单位，就要在院内各组中间交流成员；还要打开"院"门，在几个"院"之间实行交流。保安处看守所各院分布于凤凰山前一大片坡上，占了好儿层窑洞，各院编了字号，有"保"字号、"看"字号、"纪"字号、"严"字号等等。经过调整，各号都有了特色，例如"看"字号关"女犯"，"纪"字号关"大特务"，"严"字号有惩戒性质，其他号则比较一般。不过事实上，从打开院门以后，除了"严"字号外，都不兴关门了。
1943年冬到1944年春，"抢救"的锣鼓停了，边区的生产运动开始传入我们这些坐吃公粮的人群中。看守所把我们组织起来纺毛线，织毛毯，制肥皂，上山开荒、烧木炭，为此还盖了两间工厂，又对各院、组成员按生产能力和产业进行了一些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