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黄老师丈夫的遭遇并不令人意外，那么黄老师的经历即使在当时也是出乎我意料的，我当时以为红卫兵至少还有个为了革命的真诚目的和动机，哪知他们为了泄私愤就可以把老师往死了打，而作为党中央的喉舌《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日报》还在连续发表社论欢呼红卫兵行动好的很，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天天对各地的红卫兵讲话，鼓励他们继续造反。

吴延佳和我全不知道说什么好。离开黄老师家，吴延佳说：“我也当了几天红卫兵，高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回家一说，叫我父亲把我臭骂了一顿，我才清醒过来，没去打人。”他的父亲当过外文局局长，彭德怀事件后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撤了职，赋闲在家多年。这是我的同学难以启齿的污点。但从那一刹间，我对右派和右倾的观念就全改变了。

几年之后，我被下放到五七干校。一次听领导传达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文件，要求我们讨论一批反革命份子的徒刑，据说是落实毛主席关于实现群众专政的最高指示。当然我们一致表态要统统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我们都知道这不是真来征求我们的意见，那是观察我们的政治态度。

处死的三十八人中有一对夫妇，都是中学俄文教师。他们的罪行是为苏修提供情报。干校的一位战友私下告诉我，所谓提供情报，就是还和苏联人保持笔友关系。我暗暗庆幸当年没有和黄老师要苏联孩子的信，不然以我的性格，很可能还和远方的笔友保持联系。我本人有西方资产阶级海外关系（父母兄妹），如果再有东方修正主义陆内关系，岂不罪该万死？

可我马上又联想到黄老师，她曾把苏联孩子的信给了学生，那她会不会就成了发展苏联克格勃的骨干呢？我不敢再想下去。

注：现在仍属于中国教育部的郑亲王府位于北京西城区大木仓胡同，创建于清代进关之初，是清代开国元勋济尔哈朗的封邸。民国后，先是将王府抵押给西什库教堂，一九二五年复赁给中国大学为校址，最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部，今天挂牌是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

郑王府坐北朝南，原布局分东中西三部，西部花园是京师王邸花园中最好的，现改建为二龙路中学。尚存建筑，只是东部残留一些，有街门，浮雕丹陛犹存。其余建筑被拆除。近年所有劫后余生的建筑都翻修一新，原有古迹就荡然无存了。

大约今天很少人会想到，四十多年前这个教育发展基金会所在地竟然是一个学生可以肆意刑讯老师的国家教育部，是一个杀人无须法律的庙堂。今天无数被拷打致死的幽灵还在假古迹的楼堂游荡，因为他们就这样糊里糊涂死去了，没有给一个说法到底谁要为这样的恐怖活动负责。教育基金会是属于慈善事业，笔者偶尔经过那里只能暗暗念一声阿弥陀佛，祝福中国的教育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