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中学六年的外语教育是学习俄文。初中我们中学和当时国内大多数中学一样只有俄语，没有选择的余地。

到了高中，因为有少量外校考来的学生是学英语，我们一班有半班学英文，半班学俄文。我却犹豫半天，还是继续学俄文。我怕初中没学英文，跟不上，影响我的高考成绩，尽管我本心要学英文。这样笔者前后经历了三个俄语老师。

初中的俄语老师叫黄敏，相貌娟好，个子不高，说话文雅，戴着一付近视眼镜，体态略有点发福，显出些中年妇女的身影。现在想她当时未必就到了三十岁，只不过我们全是十三四岁的孩子，会觉得她年龄很大。

黄老师教了我们三年初中的俄文。她很少和学生发脾气，但对我们要求很严，多数学生是敬畏她。如果她觉得那个学生的俄文不错，也愿意多学些，就会分别把他们找到办公室，给他们一封苏联学生的来信，协助他们和苏联学生作笔友，以便提高俄文的水平。当时中国和苏联是所谓兄弟关系，虽然官方奉苏联是老大哥的高潮已经过去，但建立这样的海外朋友关系还没有被禁止。只不过那时的俄文教材不实用，生活词汇太少，学生用俄语笔谈非常吃力，还要黄老师大力协助才行。所以她也不能介绍给很多同学写信。

我不知道这些苏联孩子的信是怎么来的，反正黄老师有一大抽屉这样的信。我没有去要过，因为我一直想学英文，我的志向是将来念理工科，不准备在俄文上下太大的工夫。

上初一时中苏虽然还没开始论战，但到了初三，半官方对苏联的非议已经在同学中，特别是干部子弟中流传了。歌颂斯大林的苏联电影在内部重新上映，谣传这些电影被苏联索回，再不看就看不到了。只是这些电影早就翻译成中文的，并不需要俄文知识；能够获得的俄文读物越来越少，显见学习俄语没有什么用途了。但中国绝大多数中学的外语仍是俄语。在某中意义上说，六十年代整个中国的中学外语教育完全是个形式。

高中的俄文老师赵木凡，是个男老师。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本来是教英文的。可在四九年之后，绝大多数学校的英文课给停了，他只好现学俄文现教，我们学生丝毫没有察觉他是俄文新手。笔者现在推测赵老师很可能过去懂得法文，因为他对俄文语法非常熟悉，这不是只通英文的人可以轻易作到的。

他要求每堂课有一个学生代表起立用俄文汇报当天的考勤情况和当天的天气，然后由他纠正其中的语法，发音和词汇错误。全班同学轮流，这是我们又怕又有兴趣的活动。

还有一位袁志超俄语老师，瘦瘦的，戴付金丝框眼镜。当时有名的《外国民歌二百首》中的俄文歌就有他翻译的，记得好像叫《在山楂树下》。他上课时还用俄文给我们唱过《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多少激发了我们学习俄语的兴趣。也是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归国印尼华侨。真不知道他在哪里学的俄文。

在这样三个优秀俄文老师的教导下，我们在语法，写作和阅读上全有很扎实的底子。可惜实用的词汇学得太少了。上高中后，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如火如荼，我们的俄文课本大部分是政治性的内容。这使我们可以猜懂《人民日报》反修文章的部分段落，例如著名的《·九·评*》却不知道面包怎么说。我们的俄文课本中基本是中文翻译成的俄文，甚至包括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其实对那些哲学名词，不要说俄文，就是中文我们也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