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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语老师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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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过的俄文原文,在印象中只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一段对共产主义的抒情。但我们悄悄喜欢保尔出狱后和冬妮亚缠绵的那一段却是不讲的。

虽然我高考时俄文考得不错,但以后中苏完全交恶,俄文再无任何用途。只是文革中用来看过俄文版的《毛主席语录》,玩玩而已。到后来自学了英文,俄文就彻底逐出了脑海。这是后话了。只是这三个各有特色的俄文老师的学识和能力全令我们尊敬。我的同学吴延佳高中毕业后还一直和黄老师保持联系。

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叫红八月,人们之所以这样称呼,表面上是毛泽东在那个月的十八日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给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实际是那个月最为血腥,人们的生命财产完全失去了保障,掌权的政府官员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公开支持私刑,称之为“红色恐怖”。

我想毛泽东一定知道中学生比小学生有体力和冲击力,比大学生更容易煽动,所以毛主席是从鼓动中学生成立红卫兵开始文化大革命的。中学的校长,书记和老师首当其冲,他们其实是文革练手的牺牲品,毛搞文革绝不是冲着中学来得。我那时当然不明白这个道理,只觉得赵老师是旧知识份子,袁老师是华侨,都是在劫难逃,至少要受批判,黄老师年轻些,应当没有什么事。哪知我想错了。

赵老师被揭发是资本家,袁老师被揭发翻译苏联修正主义的情歌。他们当然被揪出来批斗。但想不到黄老师几乎被打死。当打人的高潮过去后,我和吴延佳在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偷偷去看望黄老师。

黄老师家在西城高义伯胡同,其实原来叫狗尾巴胡同。因为名字不好听,逐渐转音换字,这是典型老北京地名形成的一种方式。

黄老师家幸好是个独门独院,否则我们是不敢来的。那时邻居之间虽然比现在住楼要亲近,但在当地派出所和居委会的布置下形成一个严密的互联网,互相监视举报,关键词就是“有人来访”和“串门”,人们私下是要彼此提防的。

黄老师没有想到我们来,不知我们要干什么,很紧张,就请我们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我隐隐约约记得,院子里没有灯光,彼此全看不清面孔,头上好像有棵茂密的枣树压下来。黄老师的头发很短,看来是被强迫剃掉,刚刚长了出来。那时被批斗的女人受到一个痛苦的精神侮辱就是被剃光头,最可恶的是被剃成阴阳头:一半光头,一半寸发。这是古代给囚犯脸上刺字的一个翻版。我们称呼她“黄老师”,关切地问她的遭遇,她明白了我们依旧是先前的学生,没有恶意,这才轻轻吐出一口气。她还是像以前那样文静地讲述了她的遭遇:

我的一个六五届学生,不爱念书,怎么劝他也不听,去年他没考上高中,不知道他到社会上干什么去了。那天,他回来了,质问我为什么排挤他这样工人出身的学生。我记得他的父亲是个街道工厂的钳工。我告诉他,上高中是统一考试,我并不管他的考试和录取。他说我给他的学期评语不好,是歧视工人子弟。其实他从来没有好成绩,老打架,还有点小偷小摸的坏习惯,我的评语是不太好,但并没有说什么他怎么坏。

这个学生叫我和他到教育局去,我当然不敢说不去,就跟他离开了学校。我当时怕他在学校乱喊,别的红卫兵听到了会不分青红皂白抡起皮带打我。我想教育局也瘫痪了,到那里也无法证明我歧视他,大不了挨几句骂就是了。

哪知他没把我带到教育局,反而是到二龙路的教育部,那是当年的郑亲王府,里面房子很多,还分隔成很多内院。我被他带到一间厢房,我一进去就吓傻了:地上有三具死尸,两个男的,一个女的,全是被打死的,满地是血。我这个学生命令我把死尸拖到门外去。我不敢争辩,只好去拖。平常我连鸡全不敢杀,哪见过死人?更没看过被打死的。我只好弯下腰去拖。第一个是男的,我尽量不看他,拉他的双脚,费力拖出去了,放在屋檐下。

第二个还是个男的,头发全白了,脸打肿了,背心打烂了,全是血,好象很瘦。我先拉胳臂,根本拉不动,我更不敢看他的脸,就又是拖脚。好不容易拖了出去。

第三个是个女的,比较胖,好象还有体温,我拖不动,我的学生就用皮带抽我,一紧张,竟然就拖动了。但我知道下一个就是我了。果然,那个学生又叫来几个红卫兵,命令我跪在屋中间的血泊里,叫我交代是如何迫害无产阶级子弟的。我自知难逃一死,就一句也不说。他们就用剪刀铰我的头发,我还是没说话。接着就是劈头盖脸地打了过来。军用皮带的铜扣打在身上,开始是刀割一般的疼;后来又打在头上,就麻木了,很快我就不省人事了。

我醒过来天已经黑了,四周没有声音。我爬起来,觉得四肢还没断。我可以站起来。我决定逃跑,就在我跌跌撞撞往外跑时,我看到门外靠墙下的还是我拖出去的那三个尸首;我听到好几间屋里传来呻吟的声音。我不能乘公共汽车,我这个样子就是典型的牛鬼蛇神,随时随地可以被路过的红卫兵毒打。我不知道我是怎么走回家来的。

当我进了门,拉开了灯,我看见我爱人躺在床上。一问,他的腿被红卫兵打断了,还好有学生把他送了回家。我们俩就这样在屋子里躺了三天,没有吃的,只能喝自来水,总算熬过来了。

这时我们才知道黄老师的丈夫原来是28中的党支部书记。北京28中的位置很特别,就在中南海东墙,等于是党中央的邻居。当时作为北京中学的校长和党支部书记几乎没有能逃脱被批斗拷打的。邓小平女儿邓榕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学生,被吸收为工作队成员。她们学校虽然都是女学生,虽然女学生都是十二三岁到十六七岁的少女,却竟然就把副校长卞仲耘斗死在学校操场上。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二闲堂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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