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就中共所声称的“苏联霸权主义”的典型例子是1958年“苏联要求在中国建设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完全属于中苏同盟正常的要求，且苏方并未强迫中国接受，而只是提出建议性的诉求。在1950年中苏两国即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双方都有通过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方式保护对方安全的义务，而军事合作是基本要求。

苏联希望建设联合舰队，当然有扩大苏联在亚洲和世界影响力的考虑，但同时也有利于军事尤其海军较弱的中共中国得到更多军事技术支持、武器援助、安全保障。而长波电台作为配套措施，也是必要的。而且中方也可与苏军分享苏联境内的军事设施，中国海军舰船也可停靠苏联港口、与苏军合作共管。

但毛泽东却对苏联的这项要求大发雷霆，视为苏联霸权主义、欺负中国，并向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苏联外长米高扬、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本人，都表达了强烈抗议。虽然苏联面对中共这种显然不讲道理或起码过度的反应，仍然保持了克制，但中苏关系已出现明显裂痕。而之前在1958年中国在不通知苏联情况下径自炮击金门，对外诱使国际认为中国受苏联支持才进行炮击，也让苏方颇为不满，但仍然默认中方行为并在公开场合支持中方，但中国的行为更损害了中苏互信。

其实，让毛泽东真正怨恨苏联、逐渐和苏联决裂的真正诱因，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专制行为，明确反对个人崇拜，并鼓励各共产党国家改革、实行集体领导等开明措施。因为毛泽东就是中国的斯大林，同样专制残暴，也对民主开放之类嗤之以鼻。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与毛泽东将自己打造为中国的斯大林的企图不符。所以毛泽东假借联合舰队等其他问题，来发泄不满和破坏中苏本来亲密友好的关系。

虽然苏联扶植中共打败国民政府，让中共夺取中国权力荼毒人民，对中国人民有罪。但另一方面，苏联在1950年代给予百废待兴的中国不少经济和军事援助，如著名的“156项工程”，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业基础。苏联也派遣不少专家支援中国，帮助中国培养技术人才等。这些利于中共统治，也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和国民生活改善。至于苏联借机控制中国之嫌，其实苏方还是很尊重中方独立性的。在中国已与美国及西方断交情况下，维持中苏同盟显然是利远大于弊的。

但毛泽东从1960年左右开始，就逐渐的主动疏远苏联，并在文革期间上升到“打倒苏修”，全面与苏联对立，并有意加剧中苏边境局势、与苏方强硬派共同挑起战火。于是中苏从亲密盟友变成仇敌，并持续20多年，直到80年代后期才有所缓和（且仍未真正恢复友好）。

中共主动断绝中苏合作关系后，苏联援助停止、苏联专家撤走，而同时中国又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立，于是中国的经济、外交、军事等各方面都陷入困境。当然当时中共各种胡闹式的内政政策是中国陷入困境的根本性原因，但外交上同样的“胡闹”，无疑加剧了中国困境，并让本就贫穷短缺的中国人民的生活雪上加霜。

中共为凝聚国内人心、宣传对苏联的仇恨，还散播“苏修逼债”传说，说1960年代中国的经济困境、食品短缺，是因为苏联要求中国还债，还编造“苏联人只要每个猪的舌头、只要好苹果，其他都扔掉”等宣传苏联对中国的欺负、霸权主义。但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相反苏联在1960年前后中国困难时期还主动提出可以延期还债。而毛泽东和中共却要从干部到老百姓“勒紧裤腰带还债”，以争口气、争面子。这显然加剧了1959-1961年的大饥荒及之后十多年的贫困，造成更多中国人营养不良、生活痛苦、死亡。

至于中共所称苏联是“修正主义”，及以“反苏修”为名的对抗苏联的行为，无论是按照马列理论辩论，还是基于普世价值评判，都是站不住脚的。相对于苏联，毛泽东和中共将马列主义“中国化”，例如“农村包围城市”、“新民主主义”、“毛泽东思想”、“统一战线”等，都极大“修正”了马列主义。中共没有资格指责苏联的“修正”。而且相对于中国“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等荒唐行为和悲剧，赫鲁晓夫等人改革“斯大林体制”，发扬党内民主、言论宽松、刺激经济、改善国民生活，恰恰更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人民谋取幸福的真谛。

中共在对抗苏联时，也不仅打出“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也正是那时开始构建中共式“中华民族”理论，强调中国主权、反对外来干涉，并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是国家利益高于阶级。这看似有道理，但实际上却是中共为自身摆脱外来的、对中国利害交杂的干涉，可以在中国大陆内部胡作非为而无外力可干预和制约。相对于中共，苏联、东欧、越南等红色政权都比中国更讲人道，如饥荒和贫困程度都低于毛时代的中国，和平时期的清洗和杀戮也较中国为少。中共的“独立自主”，恰恰让中国人民更多苦难、更加无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