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云笼罩北京天安门。(Lintao Zhang/Getty Images)

中共夺取政权后，周扬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兼艺术局局长。1954年，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是毛泽东的“文艺总管”，毛泽东通过他领导中国的文艺界。

然而，尽管周扬一直紧跟毛泽东，却在文革中被毛打倒，受尽非人的折磨。

1966年7月1日，《红旗》杂志重新发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编者按语中，公开点了周扬的名。文章称，24年来，周扬等人始终拒绝执行毛泽东的文艺路线，顽固坚持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于是一夜之间，周扬成了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的代表、祖师爷。

当时，报刊上到处可看见“批倒批臭周扬”的大批判文章。周扬头上的罪名五花八门，诸如“17年‘文艺黑线’的总头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三反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奴隶总管”，中宣部“阎王殿”的“二阎王”，“四条汉子”之一，“反对鲁迅”，“招降纳叛”等等。

1966年12月，周扬被造反派从天津揪回北京，直接关在安定门外一个部的招待所里。然后，周扬成了北京市大大小小批斗会上的常客。在部队的一个礼堂里，周扬和中宣部长陆定一被中宣部的群众各斗了两个晚上。有一次，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挨批斗。周扬因身体虚弱，体力不支，趴倒在地。临散会时，两个年轻人把周扬提起，从批斗台的一头拖到另一头示众，几次揪他的头发，猛拉猛按，使他的头时仰时俯。当年掌握文艺界生杀予夺大权的“文艺沙皇”，一下子变成了人人唾弃、侮辱、打骂的对象。

1967年1月，姚文元在《红旗》杂志第一期发表长篇大论《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对周扬进行了大肆攻击、谩骂，冯雪峰、丁玲、艾青、田汉、夏衍、阳翰笙等人也被其列入“文艺黑线”之内的人物。前后卷入“周扬一案”的共有80多人，包括林默涵、刘白羽、齐燕铭、吕骥等。周扬被揭露奉行“投降主义”的“国防文学”口号，与鲁讯观点不同变成了对中国文化旗手鲁迅的“恶毒的围攻”。他的一篇文章被认为是“一个煽动反革命分子向延安红色政权进攻的系统的反革命纲领”。他反右派运动中的积极表现被说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真面目”，积极开展文化革命被指反对党的领导、直接向党进攻。

文革中，周扬经历了9年的监狱生活。据周扬自己讲，这9年他基本上关在一个叫“交通大队”的地方，只是在最后一个月转到秦城监狱。周扬的耳朵被项目组人员揪打致残。这些审讯者打人很有手段，一巴掌下去，头“嗡”地一声，有时人就昏过去了，看不出外伤。他最怕这些人对他几天几夜轮番审讯，几个百瓦大灯泡照在脸上不让睡觉，逼他承认是叛徒、特务。他说，我从来没有被捕过，怎么当叛徒？他困得睡着了，打手们就拧耳朵扯醒他，以至左耳朵基本被扯掉了，残留的一半贴住耳孔长死了。被关的头几年伙食不好，常吃粗粮，菜少，有时吃不饱。

1971年9月13日林彪横死之后，伙食有点儿改善，有时甚至在菜里还能发现一点儿鸡肉。他在一个平房里住过，里面冷，睡在桌上，在门外一个桶里小便。自己洗衣服、洗被子、缝被子。他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孑民堂的家被军管人员占据，家里的书库被红卫兵抄走，搞得乱七八糟，北京师范大学和南开大学的学生都在老师带领下进去过几次，挑走了不少有价值的书。他的妻子、兄长、孩子在文革中也都受到牵连和冲击，他的兄长周谷宜被关进监狱里，并死在里面，尸骨无存！

直到1975年，周扬才重获自由。刚从秦城监狱出来时，周扬几乎失去表达能力，语言不连贯，声音沙哑，见到人就不停地流泪，还有幻听，断断续续听到“打倒林彪！打倒周扬！”的口号，感到很不舒服。几天以后，他慢慢能够说一些话了，他对儿子周艾若说的第一句话是：“搭帮毛主席……”这是湖南益阳土话，就是“多亏毛主席”的意思，周艾若立刻反问他：“那是谁把你关起来的？”周扬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