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任客座教授，并在那里度过了他的余生，直到1968年退休。

萧公权“看透”了即将到来的政治环境的严峻，并以其“执行力”，一步步地离开了这个不适合他继续治学的地方。在海外，他创作了《中国乡村》等重要著作，将其对中国社会史的深刻洞察呈现给世界。

萧公权，用持续不断的学术产出，证明了“走”是为了更好地研究“来时路”，这份坚守，是思想者最后的阵地。

名人的嗅觉：孙科

孙科，孙中山之子，曾位居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等要职，是政治舞台上的显赫人物。1949年，孙科不留大陆，也不去台湾，移居香港。

此后16年，他远离政治漩涡，旅居欧洲、美国，潜心读书，俨然一位流亡海外的“寓公”。即使大陆方面通过周伍豪表达欢迎他回国的意愿，他也没有立即回应，而是继续保持低调清苦的生活。

直到1965年，在台湾方面邀请下才返回，晚年短暂参与台湾政务。孙科闻到了那种权力彻底洗牌、新仇旧账一起算的味道。

于是急流勇退，主动从政治中心撤离，宁愿过着清苦的流亡生活，也不在大陆和台湾的政治漩涡中冒险。这种“执行力”，不是为了改天换地，而是为了保全自己。

相反，孙中山之妻宋庆龄则不然。

当时，宋庆龄家族和国民党要人多番劝其离开上海，前往台湾或香港，但都无功而返。擅长思想政治工作的土工，成功力邀宋庆龄北上，不仅以“国母”的影响力聚拢了一批彷徨者的人心，而且让民主人士云集的开国大典上有了最耀眼的“一颗星”。

但是后来，据何方先生统计，宋庆龄先后写了七封信，表达了她对“文哥”的不理解、反感、失望。1967年8月、1969年11月、1976年6月，宋庆龄曾三次产生厌世思想，在信中以及对来探望她的领导人的谈话中流露出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感到怅惘和说不出的苦闷。

1980年11月，宋庆龄说：请不要把我和国父放在一起，我不够格的。晚年的宋庆龄曾向友人函诉：“我确实享受‘皇家的’待遇，尽管我并不快乐……”

这种对比，何等鲜明而令人唏嘘！一个远离政治得以善终，一个身居高位却精神困苦。孙科的嗅觉，是政治人物对权力交替风险的预判与回避。

才女的嗅觉：潘柳黛

上海滩“四大才女”中，潘柳黛或许名声不如张爱玲和苏青，但她以豁达通透的性格和犀利的文笔著称。

她的“嗅觉”，是一种基于社会观察和独立判断的敏感。

在1950年，当许多人还抱有幻想时，她已经敏锐地嗅出了威胁，并毅然决然地“润”去了香港。

她在香港继续以写作为生，证明了即使换了土壤，她的才华依然能够滋养自己。更了不起的是，这份清醒认识，贯穿了她的一生。

1984年中英签署《联合声明》后，面对香港即将回归，潘柳黛再次展现了她的“嗅觉”与“执行力”，立即决定第二次出走，于1988年携全家三代移民澳洲，并在那里安然终老。

潘柳黛的“嗅觉”，是清醒者对环境风险的持续评估；她的“执行力”，则是为了规避风险而甘愿放弃熟悉环境、重新开始的勇气。

两次出走，两次在新天地扎根。她的故事，是“看透+执行”最小代价、最好结局的极端例子。

工人的嗅觉：倪匡

倪匡，这位以《卫斯理》系列闻名的大才子，其本人的经历远比他的小说更富传奇色彩。

1950年，年仅15岁的他，怀着革命热情，考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他曾积极投身政治运动，甚至主动去偏僻的内蒙古开辟劳改农场，其革命热情可见一斑。

然而，亲身经历的现实，粉碎了他对革命的理想化幻想。严酷的等级森严、无休无止的思想汇报和检讨，让年轻的倪匡浇了几盆冷水。

因为养狗咬伤书记，因为冬天取暖拆废弃小桥被举报，因为批斗会上仗义执言，他被视为眼中钉，面临审判和关押。

在千钧一发之际，朋友的相劝让他“看透”了危局，激发出他求生的“执行力”。他雪夜骑马出逃，辗转数千里，经黑龙江、上海，最终逃往香港。

到香港时，他身无分文，但他凭借一支笔，勤奋写作，最终成为一代名家。倪匡最令人敬佩的，并非其文学成就，而是他那贯穿始终、毫不动摇的对“自由”的坚持。

他曾说渔村如果失去“自由”就会变成普通城市。

1992年，面对渔村九七临近，已是花甲之年的他再次展现&ldq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