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中国的社会不满正是在1992年以后开始大幅度地增长。在邓小平推动下迅猛加速的资本主义化导致了大量社会问题，一方面以"致富"为唯一目的行为受到最大程度放纵，另一方面建立民主法治的制约迟迟不能推上日程，这种失衡关系必然大大促进权钱交易、官场腐败及社会不公的程度。六四前全体中国人从改革受益的状况不再，改革成本开始支付，众多社会成员的利益受到绝对值上的损害，尤其是当年的"领导阶级"——工人逐步沦为最失落的阶级。怀念毛泽东的思潮就是在1992年后的"改革"高潮中开始流行的。不死的毛重新回到人们心中，成为底层社会表达不满的理论根据和捍卫自身利益的思想武器。人们不再去记得过去时代的政治压力和普遍贫穷，而是为今天所失而去怀念那个时代的对应物——社会平等、生存保障、意识形态赋予群众的地位、对官僚主义造反有理的权利，以及社会的相对廉洁等……。时间距离使那些幻象被美化，人们宁愿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在这种情况下，下移的"左"派正好可以给这种思潮提供思想指导，"左"派的能量因而得以通过民间放大。这其中蕴涵的威胁不仅在于"左"派可以不断从理论上向中共当局发起挑战，更大的危险还在于他们所具有的领袖条件和政治经验，一旦与广泛的社会不满结合在一起，就容易掀起动乱式的社会运动。

空壳意识形态下的专制权力与腐败

不仅是中国社会保持稳定需要意识形态支持，执政集团自身更需要靠意识形态进行凝聚。今天中国看似稳定，然而邓小平对毛泽东意识形态的空壳化本身就是一种危机。不错，只要能给社会各阶层不断提供利益，有没有意识形态支持无关紧要。但是如果不能继续提供利益时，再靠什么保持社会稳定？——那就只剩下强力。

强力是什么？首先是强力机器的"内部人"，他们靠有效的组织和对武器的垄断，才能以镇压之力维护对社会的治理和稳定。这种镇压的前提首先在于权力集团内部的稳定，只有当"内部人"保持忠诚并积极效力之时，权力才具备可以用来稳定社会的强力。

而"内部人"的忠诚靠什么维系？显然，意识形态是最有效的因素。具有信仰性质的意识形态可以造就高度的意志统一、形成坚强的信心和维持强大的团结、以及产生敢于牺牲和乐于奉献的精神。这些品质对一个政治集团来说，是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乃至无往而不胜的基础。当年的中共曾在这方面登峰造极。然而今非昔比，今天它已经丧失了这种资源。

邓小平时代的意识形态空壳化对这种丧失起了重大作用。邓把"实践"奉为唯一标准所导致的挂羊头卖狗肉，对于回避行为与意识形态的分裂固然是聪明一时，却由此腐蚀了意识形态得以立身的基础──即真诚。"不争论"进一步导致了说一套做一套的言行不一，形成近年中国官场的一大特色——集体心照不宣地"打左灯向右转"。犬儒主义成了主流价值观，"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把戏被当作公开的游戏规则。官员们两副面孔毫无障碍地轻松转换，普遍风气则是把任何对信仰的真诚和对理论的认真都视为可笑。

丧失了意识形态的维系，还能靠什么保证"内部人"的忠诚和效力呢？——只剩下利益。当不能让社会普遍得利之时，需要倚重强力稳定社会，这时就要给"内部人"足够的利益，才能换取强力机器的效忠。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中共又陷入与其"天道"相矛盾的困境。虽然它的意识形态已被化作空壳，但仍然是始终挂在口头上的原则——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官员是人民的公仆，它若是太明显地给其"内部人"利益，如何能与"人民公仆"或"奉献"一类的宣称相一致呢？何况随着统治机器的规模越来越大，它的财政也不堪重负，所以表面上，中共不能直接给其"内部人"太多超乎寻常的利益，官员们的账面工资也不能比劳动者高太多。

那么靠什么利益来维系忠诚呢？不难想到就是权力的腐败。"内部人"保持效忠，吸引他们的不在于工资，而是附加在其权力之上的利益。往往是工资的百倍甚至千倍。那些利益有合法的（符合规定的各种待遇），有非法的（贪污受贿、权钱交易），也有介于合法非法之间的"灰色"部分，但总之都是权力带给他们的。不奇怪，官员首先是人，当整个社会都使用"私"的机制时，唯独要求官员"一心为公"，逻辑上是不通的。没用了意识形态的自觉约束，官员队伍不可能不腐败。

尽管中共高层不断加大反腐败"力度"，规模和数量都达到中共有史以来空前水平。但是专制制度的反腐全靠自上而下推动，只能以少制多，因此不可能最终奏效。当年朱元璋反腐的"力度"远超过今天，何尝又阻止了明朝成为最腐败的王朝之一？

何况这种反腐败只能是有选择和有限度的。原因在于既然必须用利益去"羁縻"失去意识形态凝聚的"内部人"，如果不让他们得到利益，他们凭什么效忠就成了问题。真要是彻底杜绝了官场腐败，结果就是不痴不傻者全会去别处寻找私利，统治者将无人可用。这是失去信仰凝聚的统治集团不能真正消灭腐败的根本原因。

腐败失去民心，是当前中共高层对腐败的主要担忧所在。同时腐败还有另一个值得担忧的后果，即导致政权的"内卷化"——面对社会压力不断增强的政权，增强控制力就得扩大政权机器，而腐败谋私使得扩大政权机器不能带来正比增加的控制力，用于扩大政权机器的支出相当部分被新增加的腐败吞食，新增加的人也是增加政权内部的蛀虫，政权机器扩大增加的控制力，很大部分会内耗在由此增加的新问题上。

如果说从失民心的角度还只能在理论上描述腐败瓦解政权的趋势，更多是道义上的定性，不能定量分析，"内卷化"却可以清楚地说明为何腐败一定瓦解政权。"内卷化"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边际效益递减过程，扩大政权机器对加强控制力的效益越来越小，最终使政权保持控制力的成本高到负担不起的地步，引起财政破产甚至整个社会的经济危机。那时社会的不稳定还在继续增加，无力控制的政权就会必然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