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邓小平人格中的专制特色很鲜明，他亲自领导"反右"运动把中国几十万知识分子打入人间地狱，也不惜残酷地用坦克对付天安门广场赤手空拳的示威者，但是我们暂不从他的个性而是从共产党的共性去寻找其捍卫毛泽东的原因——由此也就能看出今天已处于"邓后"时期的中共为什么仍然要继续保留毛意识形态的外壳。

这和中共继承的历史遗产是分不开的。尽管世界不乏资本主义经济加专制政治的社会结构，但只有中国有这样的现象——中共各级党组织理所当然地把持着社会大部分机构的最高权力。其所以是理所当然的，合法性就建立在"先锋队"和"历史规律"所代表的"天道"之上。这种绝对命令的不可挑战和不可竞争，中国人已经习惯于不假思索地默认，而一旦失去了这种"天道"的佑护，其如此广泛地把持权力就失去了依据；包括中共受国家财政的供养、其各级组织多年无偿占有的大量房产、由人民纳税供养的军队被规定为中共党军等一系列中共的特权也会受到质疑。不难想象，中共当然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因此无论是邓小平还是"第×代"，都不能不按照毛泽东的意识形态继续把中共标榜为代表"历史规律"的"先锋队"，宣称其天然地代表人民利益。只有这样，它才可能保住其神话，以及被那神话所承载的一切特权和打击别人的权力。哪怕在谁也不相信那神话的时候，它也不能改口，因为靠着成千上万遍地重复积累，那神话已经具有了话语上的霸权以及名正言顺的特性，只要它不改口，就有维持下去的惯性。

然而共产主义的"天道"不改，以资本主义手段对中国经济实行的改革，就要与那"天道"产生出无法弥合的分裂，导致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的脱节。虽然以"私"为杠杆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同时失去了"大锅饭"式的经济平等，社会出现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毛后中国之所以能够产生经济活力的政策前提。然而这种政策的逻辑结果必然要使"先富起来的人"、企业主和高级管理人员们超越"天道"中的"领导阶级"——工人及其它劳动者，成为社会新宠儿和主导力量。中共为了实现其经济发展目标，不管口头如何说，实际只能与"先富者"站在一边，维护工商社会的秩序，取消成为经济发展包袱的福利政策，没收毛泽东时代赋予群众的特权，打消群众自以为至高无上的幻觉。在这种新经济秩序中，普通劳动者只能重新回归底层——而那正是当年共产主义"天道"要"解放"他们的原因。

因此，邓小平的改革与其继续供奉的"天道"之分裂是一目了然的。

改革初期，由于毛时代对"私"一概拒绝利用，从而使太多有效的经济手段白白闲置。那本用不着"设计"，都是人类自古使用的，只要意识形态的限制放开，随手拈来都会产生巨大效果。所以那时出现一个经济迅速发展的阶段，改革成本极低而效益极高，贫富分化只体现为相对差距，全社会普遍得利，因此上述分裂还不导致问题，劳动者也有容忍余地。不过那并不意味着群众不能认识到其中的分裂，毛时代的意识形态在每个中国人心目中都打下深刻烙印，只是人们更愿意要实惠而没兴趣追究意识形态问题而已。然而保持这种不追究的前提是必须有实惠做为交换。一旦到了改革收益耗尽、实惠减少甚至需要倒付改革成本的时候，绝对贫困逐渐成为大众面对的生活现实，就业、医疗、养老等原有保障化为乌有，人心惶惶，前景渺茫，同时另一面是富有者的骄奢淫逸、权钱结合和对公有财产的巧取豪夺，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就将重新回到底层群众的意识层面。

这时，他们就会用中共供奉的"天道"去挑战中共自身了。

毛何以不死

论残害人的规模，毛泽东超过希特勒，但是为什么毛没有像希特勒那样遭到普遍唾弃，反而今天又在相当广泛的范围被中国民众重新视为精神偶像了呢？

邓小平应该是此种现象的始作俑者。

文革后的中国，对毛泽东的否定在八十年代几乎一直是社会思潮和人们心理的主流。社会各阶层在那时对苦难记忆犹新，如果能在那时打开黑箱，对毛泽东时代进行一次总清算，对其进行体系上的解构，是有可能从此在中国历史上消灭毛泽东神话的。

但是邓小平没有那样做。

不做的原因前面已经谈过，为了保持共产党及他本人的专制权力，他对毛的否定只能是部分的，用他的话说叫"三七开"——否定三，肯定七。这样一个比例可以使他从两边各取所需，既能保持住毛的极权政治主体，又能否定毛的"文革"以及对"党内走资派"（包括邓自己）的批判。

不触及极权专制制度根源的"思想解放"，把一切曾经发生的罪恶都推给"左"去承担，"左"成了极权制度的替罪羊，也就成了极权制度的挡箭牌和共产党清洗自身的垃圾桶。一个"左"字，给人传递的内涵不是必然，而是一种选择，是以个人为代表的一条路线。有选择就意味着有别种可能存在，批"左"的误导就在这里——有"左"的路线，也有"正确"路线，所以问题不在制度，而在于错误路线，只要执行了正确路线，共产党就仍然可以"伟光正"（伟大、光荣、正确）。

即使是划给毛错误一边的"三"，也被归结为林彪、"四人帮"的欺骗利用。这样，本来不可分割的一体，被人为地分离成两部分，其在实践中必然产生的恶果被推给非必然的"左"去担当罪名，而其思想中动听的口号和不可实现的乌托邦仍然归于毛。"三七开"割断了二者联系，人民大众因此就不能明白毛的理想与其结果在极权专制结构中的必然相关。当时间使他们淡忘了往昔痛苦的经历，尤其是新的社会现实使他们产生不满之时，他们就会为毛时代和毛思想中那些能够打动他们的部分而产生缅怀，而把发生在那时的灾难视为偶然——只要不再有"左"的路线捣乱，一切就都会很好。甚至当年那些罪恶也已经被长年尘封的黑箱所消隐，留存在记忆中的只剩下一些个别人的小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