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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看到的宋朝历代帝后标准像，都是垂足坐于椅子上。帝后标准像是要传世的，所以画像场景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宋朝帝后的标准坐姿彰显了不再拘泥于所谓的礼制，而是遵从现实中起居方式的改变。这背后，是实用、理性、人文的思维遍地开花。

▲宋真宗画像，垂足坐于椅子上。

宋人遵从的现实，其实就是高型家具的普及，并彻底取代低型家具。在理学的影响下，宋代家具追求严谨的秩序，挺拔、明朗的简约之美，呈现更为内敛、理性的特质。

宋代士人的家居陈设，除了几、榻、屏风等组合之外，椅子和桌子已是陈设的一个中心。尤其是在书房中，椅子和书桌是固定组合，桌子为象征文人雅趣的文房墨宝摆设提供了台面，椅子则可以让主人在最舒适的状态下读书、写字、赏玩或发呆。

当时最流行的坐具，亦非交椅莫属。

苏轼有一次经过润州（今镇江），当地官员设宴招待。酒席将散时，几名歌妓唱起黄庭坚的《茶词》：“惟有一杯春草，解留连佳客。”春草，是茶的雅称。唱词的意思是，惟有这杯茶，懂得我们想要留住客人的心情。这是歌妓代主人表达挽留之意。

但苏轼听了，故意一本正经地说：“这是要留我吃草。”

此言一出，原本站在苏轼身后的几个歌妓，忍不住靠在他坐的交椅上大笑不止。交椅一下子被折断了，苏轼一屁股坐在地上，宾客们也笑着一哄而散。

这件趣事说明，当时的交椅还比较脆弱。因为它是由胡床加高、加靠背发展而来的，所以总体材质和结构均比较简易。

从胡床到交椅，尽管形态发生了较大变化，但当时人对称呼还比较恋旧，仍然会把交椅称作胡床。苏轼有一阕词写道：“闲倚胡床，庾公楼外峰千朵，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这里的“胡床”可以“闲倚”，说明是有靠背的，其实就是交椅。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的交椅，只露出一个靠背。

关于交椅，宋人还记载过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南宋人洪迈在《夷坚志》中说，四川万州（今属重庆）人烟稀少，特别荒寂。有一回，万州教授（朝廷派往地方的学官）召集一些朋友和同僚聚餐，一直到天黑了，仍意犹未尽。大家在官舍正厅点起蜡烛，继续喝酒，接着奏乐接着舞。

就在此时，忽然来了一只老虎。在座众人吓坏了，抱头鼠窜。一个客人躲避不及，赶紧趴在一张胡床（即交椅）后边。老虎直奔他来，这客人无计可施，拿起胡床顶着虎头，胡床一下子套进虎头。虎头进到胡床的木架子里，相当于上了枷锁，老虎也很难受，就戴着胡床跑了。

第二天，有个村民进城，说在三十里外看到一个碎裂了的木架。教授派人去把那东西取回来一看，正是被老虎带走的胡床。而那个客人昨天好像挺勇敢，实际上被吓破胆了，病了一个多月才好。

有意思的是，宋代对交椅的改良作出最大贡献的人，竟然是一个马屁精和一个大奸臣。

据南宋人张端义《贵耳集》记载，太师秦桧有一次坐在交椅上，一仰头，头巾就掉到地上。一个姓吴的首都地方官很有眼力见儿，赶紧把头巾捡起来给秦桧戴上。随后，他设计了一种荷叶托首，命工匠依样打造，安装在秦桧的交椅上。这样，秦桧再往后仰头，就有个东西可以托住了，有点像现在汽车座位上的头枕。后来，此种经过特别改造的交椅，在南宋高官圈子里推广开来，并被命名为“太师椅”。看来，马屁精也能推动技术进步。

不过，从文献描述来看，南宋的太师椅，跟我们看到的明清以后的太师椅，结构并不一样。好在我们还能通过宋人的画作，一窥南宋太师椅的真面目。在宋画《春游晚归图》中，一名老年官员（可能已退休）在暮色中返程，前后簇拥着九个随从。每个随从都有自己的职责，有的挑着户外装备，比如煮水用的炉子、点茶用的长流汤瓶等等，有的扛着一张茶桌，还有一人扛着一张交椅——从造型上看，正是经过马屁精改造的、有着荷叶托首的太师椅。

▲宋人绘《春游晚归图》可清晰看到一仆人扛着太师交椅。

由于宋画非常注重写实主义，擅长对现实生活情境进行还原，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宋人对桌椅组合的使用场景十分广泛，并不局限于室内和庭院里。户外活动也常常看到它们的身影，类似如今的野营装备。

总之，随着桌椅等高型家具在宋代成为日用主流，这个朝代的家具类型已经与今天差距不大。宋朝亦由此成为中国家具定型的最后一个时期。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典家具发展的巅峰期。与宋代以前，中国家具类型随着坐姿的改变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一样，明清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是，家具在宋代基本定型以后，还能怎么玩出花来。

晚明人李乐《见闻杂记》说，当时松江府有一个吴姓举人，到南京游玩时跟一个妓女产生情愫，于是逢人便说：“吾若登第，当妾此妓。”后来他的两个愿望都实现了，既考中了进士，又娶了那个妓女当小妾。此人随后到芜湖当税官，收入丰裕，曾“制一卧床，费至一千余金，不知何木料，何妆饰所成”。但这么一张象征豪门巨富的卧床，在此人家道没落后，却成了难以处理的累赘之物——“该床因巨丽难拆，遂遭摒弃”。

为了斗富和攀比，晚明社会开始流行“细木家伙”，就是用稀有而坚硬的木料做成的家具。时人记下当时的社会风尚：“纨绔豪奢，又以椐木不足贵，凡床橱几桌，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极其贵巧，动费万钱，亦俗之一靡也。”

晚明家具的奢华背后，是材质、工具和工艺的进步。

孙机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一书中特别指出，明清时期大量制作硬木家具，这和木工工具的改进分不开。他举例说，架锯出现于北宋，初见于《清明上河图》。刨子则始见于元代，随后发展出推刨、起线刨、蜈蚣刨等。这些都是制作硬木家具的必备工具。但在此之前，中国并没有架锯、刨子等工具，解大木时常用的方法是将一排楔子打进去，使之开裂，基本上无法制作硬木家具。

由于木工工具的缺位，宋代及以前的家具均以就地取材的软木为主，偶有乌木、檀香木、花梨木等硬木家具的记载，但很罕见。明代以后就不同了，中国西南地区原始森林的硬木材料，源源不断地往东部运送；东南亚地区的紫檀、花梨木、酸枝木等，也持续地进入中国沿海。中国由此出现了多个家具制作中心，并形成别具特色的区域化家具风格。如今，古董市场上推崇的明清家具，无一例外都是硬木家具。

嘉靖末年，严嵩父子被抄家后，一本抄家清单《天水冰山录》开始在社会上流传。这本清单共6万余字，绝大部分都在记录严家的财产，类别包括金银珠宝、丝织古玩、书画珍籍、家具小件、土地房产等等，多不胜数。

据估计，严家两次查抄赃物赃款折算银两约236万两，按购买力换算，大约相当于如今的3亿元。

根据统计，严家被查抄的家具数量十分惊人，光床具就开出长长的清单：

螺钿雕漆彩漆大八步等床52张，每张估价银15两；
雕嵌大理石床8张，每张估价银8两；
彩漆雕漆八步中床145张，每张估价银4.3两；
椐木刻诗画中床1张，估价银5两；
描金穿藤雕花凉床130张，每张估价银2.5两；
山字屏风并梳背小凉床138张，每张估价银1.5两；
素漆花梨木等凉床40张，每张估价银1两……

此外，其他主要家具还包括：桌3051张，椅2493把，橱柜376口，凳杌803条，几架366件，脚凳355条，屏风/围屏108座，神龛41座，以及各式小木器。

夸张的家具数量背后，让人不禁联想严家几处府第的规模有多宏大，才能同时容纳上万件家具。而这些家具也象征着晚明顶流社会所能消费的家具类型与工艺的极限，是当时奢华风气的具象写照。

▲严嵩。图源：影视剧截图

就在这种崇尚奢靡的时代氛围中，一些文人士大夫产生了“逆反心理”，为了摆脱庸俗的指摘，转而寻求别样的趣味。

这里面有两种趋向。一种是将日用家具古董化。以前，家具大多仅具备实用功能，但晚明开始，古董家具受到追捧，在实用功能之外被赋予了收藏功能。

张岱在《陶庵梦忆》中写过一个故事，他的二叔张联芳有一次经过淮扬，遇到一个古董商人出卖一座铁梨木天然几。当时的淮阳巡抚李三才出价一百五十金想买下来，但张联芳实在很喜欢这件古董，便加价到了两百金，终于入手。当张联芳带着他的古董家具离去时，失手的李三才大怒，派兵追赶，想要夺回来。张岱说，幸好他二叔跑得快，才免去了一场因争夺古董家具而起的无妄之灾。

另一种趋向则是将日用家具艺术化。不追求过多雕刻、镶嵌，只突出木色纹理，崇尚清新雅致、明快简约的风格。

从明中叶到清前期，即16世纪中叶至18世纪晚期，是中国古典园林的黄金时期。这些由文人、退隐官员主导的园林建筑，迷恋自然之趣，装饰风格整体上以简洁精雅为主，简单的几何纹样装饰随处可见。与之相适应，其室内家具的风格便摒弃错彩镂金、雕绘满眼的繁复形式，代之以质朴、简约的审美趣味，并将这种审美升华为人格道德。

▲苏州拙政园一角的家居陈设。图源：图虫创意

晚明名士文震亨在《长物志》中对当时那种“雕绘文饰，以悦俗眼”的家具风格进行批判。一切痕迹明显的人为制作、雕削取巧，都被他斥为“恶俗”、“不入品”和“断不可用”。而他本人向往和追求的是“旷世之怀”和“幽人之致”，就是要有古意，有自然之趣。

明末清初的李渔同样如此，崇尚“厚质无文，删繁去奢”，向往萧疏雅洁的文人气质。

这些具有文化影响力的文人士大夫，以他们的审美能力重塑了一个时代的价值取向，从而将繁复的宫廷权贵审美压制下去，将简约的文人趣味提升上来。

当文人士大夫构建起一套新的家具价值体系之后，以政治权贵为代表的家具控制系统随之被日渐消解。但，这并不代表家具中的等级观念就消失了。相反，在整个帝制时代，以巩固皇权为基本诉求，等级观念始终未曾消解，而且越来越强烈，以清代为甚。

具体到日用家具领域，清代在用料材质与装饰样式上去体现尊卑等级。

在紫禁城中，皇帝、太后等皇室成员使用不同装饰的紫檀木和黄花梨木家具，而为皇帝服务的权力机构军机处，用的都是榆木家具。从紫檀、黄花梨到榆木，这差距有多大呢？

王世襄在《明式家具研究》中总结了当时的木材价格，其中紫檀木每立方尺价格154钱，花梨木每立方尺价格106钱，是最贵的两种木料。而榆木，每立方尺价格仅为6.4钱。市场身价的巨大差异，反映的正是使用者的权力等级。

不过，朝廷官僚在办公场所用不了名贵家具，却不影响他们在家里偷偷用紫檀或黄花梨等贵价家具，尽管这在当时属于“逾制”和“僭越”。只要不查，大家心照不宣；一旦犯事，查起来，这就是一条罪名。

嘉庆皇帝当年查和珅，列了二十条罪状，第十三条是这么说的：“昨将和珅家产查抄，所盖楠木房屋，僭侈逾制，其多宝阁，及隔段式样，皆仿照宁寿宫制度，其园寓点缀，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不知是何肺肠？”这里提到的逾制建筑，便是当年的和珅住所，如今的北京恭王府锡晋斋，整个大殿用楠木建成，室内装修及家具亦用金丝楠木，处处模仿紫禁城内的宁寿宫，所以被皇帝认定为别有用心。

▲北京恭王府锡晋斋，曾是和珅的住所。图源：图虫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