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汉化改革比较熟悉，但在此之前，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推行过让中原“胡化”的举措，正如崔浩所说：“太祖（拓跋珪）用漠北醇朴之人，南入中地，变风易俗，化洽四海，自与羲农齐列。”两者的趋势正好相反，不过结果都导致了文明的相互渗透与吸纳。胡床在这一时期受到汉族名士青睐，无疑是汉民族逐渐认同胡人垂足而坐生活方式的具体体现。
在北齐画家杨子华的《北齐校书图》中，可以看到南北朝后期，胡床已经从武将的“专座”进入了士人的创作空间。图中，一名文士坐在胡床上，右手握笔，左手扶着书卷，正在审读。
▲这名文士坐在胡床上审读书稿。图源：《北齐校书图》（局部）
而图的另一边，有一张大床（榻），可容纳四名文士坐在上面，其中一名文士似乎准备离开，他垂足坐在大床的边缘，一个童仆正给他穿靴。从他垂足的高度看，此时的床高差不多比人的半腿还高，这与先秦仅有10多厘米高的矮床已经大不相同。
▲这张大床，也是坐具，不是卧具。图源：《北齐校书图》（局部）
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中，也出现了类似高度的床，一个男子垂足坐在床边，脚正好着地。
▲这张床的高度，跟成年男性的小腿差不多高。图源：《女史箴图》
文物专家孙机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中说，床腿增高是一个信号，它标志着中国中古时期的起居方式即将发生重大变化。这时，跪坐作为制度已开始松弛，垂足坐和高家具正在兴起。
一个变化的时代，就这么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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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床在魏晋南北朝的流行，不只是为日常起居增添了一件家具这么简单，它的背后是中国人生活方式的颠覆性变化。本质上，这是一场日常的革命。
除了要动员精英，还要动员大众。在针对大众的普及与宣传方面，佛教功不可没。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在魏晋时期开始流行。鼎盛期的梁朝，“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普通百姓对乱世中给予他们心灵慰藉的宗教，信奉起来也是如癫如狂，常常“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由此，佛教造像与壁画随着石窟的开凿，逐渐在服饰、家具、造型等方面影响了人们的生活。
我们迄今仍能从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等历史文化遗产中，看到当年佛陀与菩萨的坐姿，以及所使用的坐具。这些来自天竺佛国的高型家具，如椅、凳、墩等等，悄悄来到了人们的日常之中。垂足坐的佛像，亦冲击着人们对于这一不符合礼仪坐姿的既定观感。
▲佛图澄立于左，右设一床，床上设案，石虎“当案而坐”。
变化首先在僧人中发生，尽管他们曾遭到正统的抵制。
南朝时，僧侣们开始以垂足坐的姿势进食，这引起了国子祭酒范泰等人的不满，一场针对“踞食”的批判运动由此拉开序幕。其中，写《夷夏论》的名士顾欢将此上升到“夷夏之辨”的高度，大骂这种吃饭坐姿是“狐蹲狗踞”。
骂得很难听，但反过来看，当某项运动或某种东西需要煞有介事进行强烈抵制的时候，说明它已经成为社会趋势，难以阻挡了。
恰好在这一时期，服饰的发展避免了人们改变坐姿的尴尬。
前面讲过，跪坐作为传统的标准坐姿，很大程度上是裤子结构不完善，甚至没有内裤而无奈形成的，主要为了防止垂足坐或箕踞而走光。日子久了，这种无奈才演变成礼仪，乃至礼教。而魏晋时期对坐姿的颠覆，底气便来自于“胡服骑射”的袴褶装在当时的流行，上衣和裤子已经分开。虽然魏晋时人不穿裤子就出门（穿深衣，可以遮挡下半身）仍很常见，但来自马背民族的合裆裤逐渐被各阶层接受。到隋唐时，合裆裤已是服饰标配。秦汉以前为了遮羞被迫跪坐的前提，至此彻底消失了。社会上的男男女女都可以自信地说一声：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分腿坐了。
但日常生活的变化，总比我们的想象缓慢得多，这其中既有历史的惯性，也有礼制的阻力。继魏晋南北朝之后的隋唐五代时期，前后近400年时间，均处于这一缓慢变化的过程中。
唐肃宗时期，宗正卿李遵因被控贪污，御史中丞敬羽负责审问。因李遵是皇室成员，敬羽虽是有名的酷吏，却不敢刑讯逼供，于是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找李遵过来谈话，两人“各危坐于小床”。李遵太胖，跪坐没多久就受不了了，问敬羽能不能垂足坐。敬羽回答，您又不是囚犯，怎么能怠慢？李遵没辙，二人继续跪坐谈话，期间李遵先后倒仆了四次，只好请求问罪。敬羽递给他纸笔，李遵赶紧写下了贪污赃款的数目，这才算解脱。
这个故事说明，到了唐朝中期，跪坐仍然是正式场合的最高礼仪，但垂足坐已成为非正式场合的日常坐姿。所以，失去日常训练的胖子李遵，才无法扛过敬羽要求他正襟危坐的考验。
为了日常坐得更舒适，唐朝人在胡床之外，又接受了椅子。通常认为，椅子或交椅是从胡床演化而来的，不过椅子或交椅增加了靠背和扶手，且椅腿高度更符合人体工程学。
文物专家孙机考证，佛教画像之外，世俗人物坐椅子者，最早见于西安高元珪墓壁画。高元珪是唐朝大宦官高力士的哥哥，官阶从四品，葬于天宝十五载（756年）。他的画像垂足端坐在椅子上，反映出高坐具已被当时的上流社会采纳。
▲高元珪墓壁画中的椅子。
由于整个社会高型和低型家具并存，到五代时期，我们从南唐画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中，可以看到传统家具与新式家具共处的画面。
南唐后主李煜拟用中书侍郎韩熙载为相，但听说韩熙载“多好声伎，专为夜饮，宾客糅杂”，于是命顾闳中混入韩家宴会去察看真伪。顾闳中目识心记，宴会结束后，绘成《韩熙载夜宴图》，向李煜交差。
画面一个场景中，主人韩熙载与宾客活动的中心是一张三面围屏的榻，由主人与当晚宴会的贵宾、新科状元郎粲坐在上面。其他坐具则有椅子，以及表演者所坐的小凳子。榻和椅的前面均有桌几，摆放食物、酒器等。由此可见，虽然新式椅子当时已被上流社会接纳，但是最尊贵的座位，仍然是传统的榻。
▲五代时期一个权贵的室内家具陈设。图源：《韩熙载夜宴图》
这幅画是室内家具格局演化的一个象征，以榻为中心，仍带有秦汉以来的时代遗存；而接下来，跨越了这个阶段的宋代，将以桌椅为中心，构建起新型的家具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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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宋代相比前代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那就是日常观念的解放。
从跪坐到垂足坐，是一种历史趋势。但以前的人虽然也垂足坐，内心却还是过不了礼制这一关。宋人不一样，他们奉行的基本坐姿就是垂足坐，内心毫无负担，你若要他们遵循礼制，不要“狐蹲狗踞”，他们恐怕要反问你一句：什么礼制？谁的礼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