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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宏做皇帝很失败，但要是穿越到今天，做个带货主播，绝对能火。

这个历史上有名的昏君，正是被诸葛亮鄙视的“桓灵二帝”中的汉灵帝。他在位期间带火了两种东西：

一种是毛驴，据说他在皇宫中亲自驾驴车很拉风，引得京城达官贵人竞相模仿，一时间驴价暴涨。

另一种是“胡风”，他喜欢一切胡人的东西，包括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等等，从吃喝穿用到文化娱乐，京城贵戚纷纷跟风。

公元189年，汉灵帝病死后，董卓受大将军何进征召，进京讨伐十常侍，由此开启了汉末大乱世。史书据此指出，汉灵帝喜欢胡风，是“服妖也”，“其后董卓多拥胡兵，填塞街衢，虏掠宫掖，发掘园陵”，似乎一切冥冥之中都是报应。

当时人对胡人的东西，尤其是对胡床这一日用家具非常反感，认为它颠覆了华夏传统的起居礼仪，所以才会将其引入视为东汉亡国的征兆。

但没有人能想到，在此后的历史中，一张小小的胡床经过不断地流传与演变，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受此影响。

▲董卓率胡兵入京，开启汉末大乱世。图源：影视剧照

胡床传入中原之前，中国人基本都是席地而坐。先秦以前很长的时间段内，百姓室内生活的中心都是“席”。

2010年左右，考古人员在浙江余姚田螺山遗址中，发现了中国现存最早的“席”。这些席子碎片是在河姆渡人居住的房子附近找到的，最大片有一平方米左右。经过提取样本、鉴定和比对，考古人员兴奋地确定，这些席子的年代距今约7000年，且极有可能是由芦苇茎秆编织而成。

《诗经·柏舟》中有一句诗，叫“我心匪席，不可卷也”。由此可知，先民家居中的席子，不用的话就可以卷起来，等到要坐卧，再铺展开来。

古代的席，取材多样，经常是用马蔺、香蒲等叶子来编织，因这些植物的叶子狭长且韧。此外还有竹席，最金贵的一种竹席叫“桃笙”，是用桃枝竹的皮编成的。

围绕坐席作为生活起居的中心，古人构建了一套日常礼仪。

春秋时期，孔子坚持“席不正不坐”，就是强调坐席一定要摆正，这是他毕生要恢复周礼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外，中国人由此形成标准坐姿，就是双膝跪下，臀部坐在两脚上——这种坐姿，我们现在称为“跪坐”，但在当时就叫“坐”。在胡床入华之前，“坐”都是指这套标准坐姿，其他坐姿则是不符合礼制或不雅的姿势。

▲跪坐玉人，殷墟妇好墓出土。图源：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藏

战国时期大思想家孟子有一天回家，看到妻子一个人踞坐在屋内，便非常生气，跟他母亲商量要休妻。

《韩诗外传》记载此事，形容孟子妻的坐姿，仅用了一个“踞”字。所谓“踞”，就是现在的蹲坐。就因为这个坐姿，被孟子看见了，竟严重到要休妻的地步，可见当时人对规范坐姿的要求有多么严苛。

▲踞，类似现在的蹲，图中女俑即为踞坐。图源：云南省博物馆藏

还好，孟子的母亲不同意儿子休妻，原因是你进屋没有声响，无礼在先，不能只怪你妻子无礼。

到了秦朝末年，刘邦创业初期，著名说客郦食其求见。当时，刘邦正坐在床沿，让两个女子为他洗脚，郦食其一看，当场就说：“足下必欲诛无道秦，不宜踞见长者。”意思是，你用这种坐姿来接见我，无礼至极，是对我的羞辱啊。刘邦自觉有愧，连忙站起整理好衣裳，请郦食其上坐。

在古人眼里，最不雅的一种坐姿叫“箕踞”。所谓“箕踞”，就是臀部直接坐在席上，两腿往前伸开且膝盖微微上耸，形状如簸箕。这种坐姿，我们现在经常用，但在古代，这是最失礼的坐姿。

▲这种坐姿就是“箕踞”。

荆轲刺杀秦王嬴政的过程，随着图穷匕现，秦王本能地挣脱荆轲，两人绕着柱子追逐。期间，秦王拔出了剑。荆轲被砍伤了左大腿，身上还受了八处剑伤。他知道大势已去，便靠着柱子坐下来，边笑边骂：“之所以刺杀失败，是因为我想劫持你。”司马迁在《史记》中写到这个场景，用了八个字形容荆轲——“倚柱而笑，箕踞以骂”。对，荆轲此时的坐姿就是“箕踞”，因为他想羞辱秦王，所以才用这个坐姿。

为什么蹲坐、箕踞都是无礼的坐姿？

问题的背后，其实是汉代及汉代以前都没有结构完善的内裤。自战国到东汉，人们的穿衣主流都是穿一种上衣、下衣相连的“深衣”。汉代虽然出现了犊鼻裈这种“遮羞布”，但汉代的人很少穿。

从当时人的服饰就能明白，坐姿为何如此重要。跪坐的好处，是自然地利用下衣将下半身遮掩起来。但如果采用两腿叉开的坐姿，则隐私部位很容易走光——这显然是不礼貌，甚至是侮辱人的。

相反，赞扬一个人合乎礼制，会说他不管在任何场合，有没有其他人在，都严格采取了并不舒服的跪坐姿势。汉末三国时期著名隐士管宁，有一张个人专用的木榻，他长年累月坐在上面，“未尝箕股”，就是从未箕踞，而是一直跪坐，所以“其榻上当膝处皆穿”——膝盖把木榻磨穿了。

管宁所使用的木榻，是古人继“席”之后发明的另一种常用家具。

最早可能是为了防潮，或者为了凸显身份尊贵，古人会在席上设榻或床，人再坐在榻上或床上。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战国墓出土了一张黑漆床，床足的高度仅有17厘米。这种床跟榻一样，既可当卧具，又可当坐具。

随着时间推移，床和榻的使用越来越普遍，到秦汉时期成为室内家具格局的中心。人们的日常生活，如读书、宴饮、会客、休息等等，大都在床和榻上进行。

床和榻的区别是，床的体积较大，榻的体积偏小，更为轻便。主人平时可以将榻收起来，挂在墙上，有客人来的时候再把它拿下来用。《后汉书》记载，东汉名臣陈蕃担任豫章太守时，不接待宾客，只特设一榻迎接当地名士徐稚（字孺子），走了就悬挂起来。这就是王勃在《滕王阁序》中说“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的由来。直到今天，中国人对尊贵客人到来仍有“下榻”的说法，亦源于此。

但不管是席地而坐还是下榻而坐，时间久了人会很难受，甚至出现《韩非子》中所说的腓痛、足痹、转筋等症状。所以既要符合坐姿礼仪，又要坐得稍微舒适一点，古人发明了配套家具——凭几。在身前摆放一张凭几，坐的时候两膝纳于几下，双肘撑在几上。这样，人的上半身有了承重支点，下半身的压力终于大减。

与此同时，为了隔断空间或显示地位尊贵，出现了类似屏风的扆，安装在床的背后，然后又有幄、帐、幕等家具软装。这时候，若能穿越而去探访一下古人的家，就变得更有意思了。

▲传为东晋顾恺之作品的《列女仁智图》（局部）。图源：网络

汉武帝时期，广川王刘去疾（汉景帝曾孙）就喜欢干这事儿，不过他去探访的是古人“阴间的家”。在刘去疾的封地内，有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墓群。这些古墓，基本都被刘去疾带人光顾过。其中，战国魏哀王墓是他盗发的古墓中规模较大的一个。

据西汉刘歆《西京杂记》记载，魏哀王墓挖开后，一股黄色雾气扑面而来，气味辛辣，阻挡了盗墓者进入。刘去疾只好派兵在墓口把守，七天后气味消散才进入墓室。进去一看，“石床方四尺，床上有石几，左右各三人立侍，皆武冠带剑。复入一户，石扉有关钥，叩开，见棺柩，黑光照人。刀斫不入，烧锯截之，乃漆兕革为棺，厚数寸，累积十余重，力不能开，乃止。复入一户，亦石扉，开钥，得石床，方七尺。石屏风、铜帐钩一具，或在床上，或在地下，似是帐糜朽，而铜钩堕落。床上石枕一枚，尘埃朏朏，甚高，似是衣服。床左右石妇人各二十，悉皆立侍，或有执巾栉镜镊之像，或有执盘奉食之形。余无异物，但有铁镜数百枚”。

由于古人事死如事生的观念，我们从盗墓者刘去疾的视角，可以看到战国到汉代帝王权贵生前的家居陈设情况。床、几、屏风、帐、镜子，一应俱全。

东汉名儒马融，是个豁达、有个性的人。史书说他“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在女子乐队的演奏声中，讲授经学，中间就靠一顶深红色的纱帐区隔。

这样大胆、无视礼教的创举，恐怕连纱帐本身也意想不到：我竟然还有此功能？

但是，中国古代家具的演化，正是对礼制的不断突破而发生的。马融死后没多久，汉灵帝刘宏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他对胡床的喜爱和推广，将彻底改变家具格局。当然，这一过程很漫长，刘宏本人是看不到了。

胡床，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马扎”，可张可合，张开可作坐具，合起来可提可挂，实用方便，最早由北方游牧民族传入中原。

▲胡床不是床，而是马扎，它的结构和样子类似上图。图源：摄图网

东汉末年乱世中，胡床最主要的使用场景恐怕是在战场上。由于方便携带，且坐起来比传统跪坐舒服得多，胡床得到了军事主帅们的青睐，成为他们指挥作战的专座。史料中就有曹操“坐胡床”指挥作战的记载。到了元朝末年，朱元璋大战陈友谅，督战时仍是“坐胡床”。

南北朝时，自封“宇宙大将军”的侯景囚杀梁武帝父子后篡位称帝，《梁书》说他“床上常设胡床及筌蹄，著靴垂脚坐”。这里的“床”是帝王的御座，“筌蹄”跟胡床一样，也是异域传入的一种坐具，通常由竹藤编制而成，造型是两端大、中间细，形如细腰鼓。因为侯景是军人出身，常年穿靴子，跪坐肯定不方便，所以就在他的御座上设了胡床和筌蹄，垂足坐起来爽多了。不过，这种做法在当时肯定是违背礼俗的，史书写下这个细节，正是为了批判侯景的大逆不道。

▲上图左边人物坐的便是筌蹄。图源：敦煌壁画《月光王本生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