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跨界
诚如白谦慎所说的，一个人的知识背景和学术旅程有时候不是有意设计的。多数人不知道会在什么机缘下对什么发生兴趣，接触什么师友，如何走上这条路的。我想，不管从何而来，大凡有创意、能够推陈出新的人文学者必有高远的文化关怀，不囿限在狭窄的专业范围，而且随时反刍生活经验，化为学术的养料。
萨伊德（1994）在推崇"边缘"之余，接着在第四章比较"专业者和业余爱好者"。他主要是抨击固守专业领域的学者墨守成规，画地自限，流于技术的形式主义，不敢逾越既有范式的雷池一步，不敢挑战权威，不敢创新，甚至看不见狭窄专业范围以外的问题，以致丧失知识探险的乐趣和发现新知的兴奋。学界平庸者比比皆是，均属此类。反之，萨伊德提倡的是"业余爱好者"的精神（这个名词可能容易受人误解）："不为利益或报酬所驱动，而是为了热爱大问题，对之有抑制不住的兴趣；在线条和障碍之间做各种连接，拒绝被一个专门领域绑住，无视专业的限制，真心喜欢思想和价值。"（页76）
中国传统强调文史哲不分家，但现在中国的大学体制也采用西方知识的分类法，文史哲可以互通，却必须分家，文史哲内部甚至还分支分流。社会愈复杂，知识累积愈丰富愈专精，学术分工必然愈细，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即使西方文艺复兴式的人物早已过去，无法复制。然若分工过于单薄削细，知识割裂得支离破碎，过分强调垂直系统而忽略横向联系，学科变成封建结构（feudal structure），只顾供奉几尊神明权威，信仰某些固守的范式，坐井观天，以为天下就那么大，关起门来只求在技术上争奇斗艳，重复劳动。一味在琐细的题目上下功夫，即使做到"精致的平庸"的地步，还是与学术和社会脉络脱节，借用白居易的一句诗："蜗牛角上争何事？"这正是萨伊德所批评的"专业者"——孜孜追求世俗酬报，不敢冒险思想创新——的心态，所以才会有提倡"跨界"的需要。
"跨界"不是无机的一加一等于二，而是有机的一加一大于二，甚至有相乘的效果。当今知识爆炸，人的精力有限，"跨界"必须取精用宏，不能堆成"杂货铺"。怎么"跨界"并无定法，殊途也可能同归，我且野人献曝，提出三个途径供参考。第一，我刚刚在网上看到张广达先生（2020）谈学问之道，他说得很实在："要建立基本功，就是不要泛泛去读书，应该找几本重要的书（引者按：例如《通鉴》之于史学家）精思熟读，念成自己的看家本领。"他又说，王国维因为早年钻研西方文学和美学，尤其前后四次攻读康德的哲学著作，境界自然高于干嘉时期的士大夫。其实，陈寅恪年轻时历经学习世界史的阶段，内化成为学术资源，后来回头研究隋唐政治史和制度史开辟新的典范。第二，美国大学普遍有副修"相关"（cognate）课程的制度，以充实知识结构。例如王泛森和白谦慎分别在普林斯顿和耶鲁读书，他们说两校的历史学博士课程必须副修两三个不同的领域，而且愈不同愈好，以达到"一门深入，触类旁通"的效果。第三，现代学术以问题为导向，一旦有了好问题，应该跟着问题走，不断建立知识的网状联系，在研究过程中探索跨学科相应领域的知识，这应该是受过严格训练的学者都做得到的事。总之，"跨界"的道理明白，重要性不言可喻，但知易行难。寄语作者：将来"逼"学术"过来人"反思他们的实践经验，集思广益，必可嘉惠后学。
传播学者李金铨认为跨界是不断建立知识的网状联系，在研究过程中探索跨学科相应领域的知识。（资料照，风传媒）
在结束本文以前，我忍不住还要对史料和理论的关系简单讲几句话，因为这个主题在书中不断出现。美国学者周锡瑞说："我们做历史的必须跟着材料走。"这一点应该有广泛的共识才对。做历史不能理论先行，例如钱锁桥发现福柯的理论套不上林语堂的中国经验。周锡瑞写安庆/天津叶氏家族史，掌握北京图书馆善本的叶伯英年谱、安庆十二卷本《叶氏族谱》和美国国会图书馆十二卷叶坤厚的诗集，上溯晚清，经过民国，下及1949以后，这对他来说是天大的幸运。如果没有史料，什么也不能写。因为类似的个案研究不够多，周锡瑞现时不想得出大结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历史材料必须有"意义"。王泛森利用中研院丰富的档案撰写傅斯年，但他不断联系傅斯年到整个文化脉络。诚如美国学者魏定熙说："不要相信有一个简单公式去理解"，他研究五四运动时期的北大，当然必须掌握大量的史料，但他自承受到后结构主义（尤其是法国大革命研究）关于历史叙事、思想、话语和权力的启示。理论可以起到照明、勾勒、暗示和比较的作用，却不能喧宾夺主，取代材料。虽然这已是卑之无高论的常识，但材料和理论具体应该怎么巧妙结合，还得请作者们现身说法，对学界必有重大的启发。
周锡瑞自认，叶氏家族史晚清部分最难写，却容易有新鲜感；而美国读者除清史专家以外，则觉得太平天国那一段写得太复杂，事件太多，离得太远。学术和文化著作在跨文化语境反应不一，这是常有的事。记得德国政党领袖兼政治社会学家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后来出任伦敦政经学院院长和英国上议院议员，他的《工业社会的阶级与阶级冲突》（1959）以结构功能论阐释马克思，在英语世界比在德语世界受欢迎；但《社会理论文集》（1968）则在德语世界比在英语世界吃香，他自己在序言提到这点。我因而联想到，莫言以荒诞见真实的小说《生死疲劳》，遇到跨文化的藩篱可能会比较低，然而王安忆入微地描写中国错综复杂的家族关系，外国读者却未必消受得了。此乃题外话，添加一笔，聊助谈兴耳。
＊作者为国立政治大学聘任的教育部"玉山学者"。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曾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客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香港城市大学讲座教授。
参考书目
李金铨（2019），《传播纵横：历史脉络与全球视野》，台北：联经。
林语堂（2008），《中国新闻舆论史》，刘小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王泛森（2014）《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台北：允晨。
张广达（2020），《穿越学术丝路的不老少年：中研院院士张广达访谈》，"世界古代史研究"微信公众号，8月23日，https://mp.weixin.qq.com/s/MlbinLv4aZvU88975jxgNQ。
Chen, Kuan-hsing(1996)."The formation of a diasporic intellectual: 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 in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eds.).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Curtin, Michael(2015)."Conditions of capital: global media in local contexts," in Chin-Chuan Lee(ed.) Internationalizing"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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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d, Edward(1994).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New York: Panthe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