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13日，中南海外的警备人员

2025年7月的一个深夜，我接到了一个中共公安系统同学的 FaceTime视频通话。视频刚接通，他笑着对我说：“你现在可是名人了。”我好奇地问：“怎么回事？”他收起笑容，语气认真地告诉我：“因为你写的那些反共文章。”接着他说：“你现在已经被列为境外管控人员了。”我当时心头一紧，知道这绝不是玩笑，他的话背后隐藏着沉重的现实和威胁。

自从我来到美国后，这位同学多次通过 FaceTime联系我。他总是选择在纽约深夜与我通话，那时正好是中国的午休或午餐时间。每次交谈，他都有意无意透露一些暗示：“你做的事情很恐怖。”“别再写了，这没什么意义。”我很清楚，他并不是在单纯关心我，而是在向我传递某种压力。虽然他嘴上没有明说，但我能感觉到，他背后所代表的，是中国公安系统。他的每一次通话，很可能都在执法记录仪或内部监控之下。

2025年夏天，这位同学再次通过 FaceTime找我。这一次，他打开了屏幕共享，把手机屏幕对准摄像头让我看。我亲眼看到他手机上弹出的一条短信：用户您好，该电话来自于国家追逃部门，请您接听！。他告诉我，这通电话来自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通远派出所，号码是（029）86052110。在接通电话前，手机弹出了这条“国家追逃中心”的提醒短信，点了关闭之后，电话才接通。电话那头，是中共警方，明确向我这位同学询问了关于我个人的信息：联系方式、住址、近期情况。

更让我警觉的是，我还无意间看到他的微信群里，有一个名为“管控中心”的工作群聊。这类群聊并不是什么秘密，而是公安系统日常工作的一部分，用于管理、监控所谓“境外重点人员”，互通信息，甚至实时更新“境外管控人员”的动态。这一切，再次印证了，我早已被纳入他们内部的“跨境维稳体系”。

表面上看，这只是一通来自地方派出所的电话。但我非常清楚，在中国，派出所并没有决策权，他们只是最基层的执行者。真正下达任务的，是公安局国保部门，或更隐秘的国安部门。这类“协助调查”的任务，通常由上级布置，基层负责落实。国安无需亲自出面，他们更擅长躲在幕后，通过基层民警或熟人关系，悄然获取情报，隐蔽而有效。

我深知，这背后是一套系统化、标准化的监控流程。通过户籍、社交关系等渠道，他们有条不紊地摸排我在国内的联系与动态，查清一切可以利用的信息。这并不等于正式立案，而是对所谓“潜在威胁”的长期监控与情报收集，为未来进一步行动做准备。

所谓“国际追逃”的短信，并不意味着我已被正式通缉，而是公安系统内部对特定人群的一种特殊标注。凡是涉及我或类似人员的电话，系统便会自动弹出此类提示。这意味着，我的名字早已被公安数据库特殊登记，列入“境外管控人员”名单。这不仅仅是一个标签，而是一张跨国监控的无形之网。我的通讯、社交、家人信息，早已被系统化归档并持续监视。我十分清楚，如果有一天我踏入中国国土，等待我的不会是自由，而是审讯、关押，甚至酷刑、精神病房、秘密失踪。

类似的事情，在中国并不罕见。许多因为言论、信仰或加入民主组织而被视为“敌对势力”的人，正遭受同样的监控与打压。有人刚下飞机便被拘捕，有人悄然失踪，有人被重判十年以上。这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中共维稳机器每日真实运作的现实。他们恐惧的，从来不是某一个人，而是越来越多像我一样的人开始说出真话。他们害怕的，是墙外那些微弱的声音终有一天穿透高墙，让更多人觉醒，让世界看见真相。

而我所做的，不过是记录我所经历的黑暗，坚持写下我所相信的真相。我揭露新闻审查，记录维权者遭遇，揭示中共如何毒害世界，记录母亲与我通话时感受到的监听与不安。我写下的，仅仅是真相而已。如果这些真的“没有影响”，他们又何必如此恐惧？如果毫无意义，又何必跨国追踪，动用警力，调查我的近况？

他们害怕的，从来不是我一个人。他们害怕的，是越来越多像我一样的人拒绝沉默。他们害怕的，是在自由世界，那些曾亲历极权的人开始发声，告诉世界——中国，并不是央视新闻里那个样子。每一个被标注为“境外管控人员”的人，都是中共恐惧的证据。一个政权若连海外声音都要监控，它又有多少自信可言？

有时候，我也会害怕。我怕被遣返回去，再也没有说话的机会。我怕母亲因此被牵连，遭受调查与骚扰。但我更害怕的是，如果我们都不再发声，那才是真的“没有影响”。

他们想让我闭嘴，我却更要坚持写下去。因为我始终相信：只要能影响一个人，我的生命就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