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比较熟悉而心仪的两位文化批评大师，也谈到他们因侨居（expatriate）而产生的"文化边缘"经验。一位是英国文化研究巨擘霍尔（Stuart Hall），他的原生地为英属牙买加，年轻负笈英国牛津大学以后长居未归，他乡终于变故乡，一个黑人漂泊在白人的殖民帝国成为"移民的知识人"。他晚年以人类学家的"熟悉的陌生人"自况。他说：
我接受殖民教育，从内部了解英格兰，但我不是也不会是"英格兰人"。我熟知两个地方，却不全属于其中一个。这正是：离散的（diasporic）经验，远得可以体会放逐和失落的感觉，又近得了解那种一直推迟的"到了"（always-postponed"arrival"）的困境。（Chen,1996, p.490）
其实，英国文化研究靠汤普森（E. P. Thompson）、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霍尔等几代激进知识人，从马克思主义的边缘位置，在战后数十年向英国主流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争锋，甚至和有血缘之亲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派论辩，逐渐蔚然成荫。威廉斯出身威尔斯寒微的铁路工人家庭，回想二战结束后他在剑桥大学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文学作品，为学界建制主流所排斥，只能窝在成人教育的课程开班。数十年后，英国文化研究不敢说已经从边缘进到中心，至少在学府内部的地位相当稳固，不必再受到质疑。但英国文化研究内部毕竟复杂、多元而开放，风格各异，且仍不断在发展中，不是一个完成或固定的成品。
另一位是巴勒斯坦裔的美籍文化批评大家萨伊德（Edward Said）。他以《东方学》（1978）、《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闻名于世，改变了许多文学与文化批评、历史、后殖民分析和社会科学的径道。他的自传居然以《乡关何处》（Out of Place，1999）为名。萨伊德在《知识人论》(Said,1994)特辟第三章，颂扬"知识的流放：侨居者与边缘者"。他这样形容"流放"（exile）：
这个状态就是永远不能全面适应，一直置身在当地人熟悉的谈话圈之外，往往避免甚至厌恶那些象征顺应（新环境）和（在新）国家取得安乐的东西。从形而上说，知识人就是不安，动，一直觉得烦躁，也使人烦躁。（页53）
萨伊德《知识份子论》，形容流放的边缘感是持续不断避免进入安定、顺应处于焦躁不安的跨界状态。（取自麦田出版）
他说这种流放的边缘感是"正面的痛苦"(positive anguish)。他以法兰克福学派大师阿多诺为例，一生坚决不妥协，把流放的痛苦化为批判法西斯主义、列宁专制主义和美国消费主义的动力。我二十多年前初读萨伊德在BBC演讲的这部薄书，即深受鼓舞，如今为了写这篇短文重温一遍，其感动不减当年。我特别提出霍尔和萨伊德，是因为在作者的访谈中，学者们隐隐约约都有那种"边缘"想像——不论在异国或回到华人文化圈——的骚动，于其心必有戚戚焉。倘不设法唤醒灵魂深处的心理因素，这种隐藏的悸动恐怕真的说不清楚，所以在未来的访谈中可以展开系统的讨论，连点成线，可望挖出精彩的智慧。
（二）跨文化
萨伊德的"正面的痛苦"何所指？他主要指三点（Said,1994）：其一，流放、侨居、跨文化的边缘人不会把任何事情视为当然，不会孤立看待问题，而是如古典音乐的"对位"思考，把不同的文化观点并排，形成"双重视野"。其二，边缘人知道事情不是命定的，不是固定的，不是抽象的，而是在具体历史经验和脉络中逐渐形成或发展的，所以边缘知识人的态度总带着"反讽的，怀疑的，甚至开玩笑的，但并非不相信一切"。其三，从中央的权威体系解放出来，走出常规、惯例、舒适圈和固定的范式，迈向创新之途。
这里，恕我贪婪无厌，建议作者在将来的访谈中探讨有跨文化背景的学者如何"对位"或"并排"两种以上的文化观点。本书内各学者无不经过这种双重思考的过程，但何妨要求他们进一步反思，把习以为常的实践带到更自觉的层面，必定深具启发的意义。
中心与边缘是社会和心理的建构。主流的学者在"心理上"也可以把自己放在边缘位置另类或换位思考。近几年，我十分欣赏葛兆光先生《宅兹中国》（2011）、《何为中国》（2014）和《历史中国的内与外》（2017）三部书，取径和洞见都与正统的历史书写截然异趣。他还在复旦大学推动以周边国家（韩国和越南）用文言汉语撰写的文献为"他者"，考察历史中国。还听说南京大学张伯伟教授成立"域外汉籍中心"，也在文学界开风气之先。在本书的访谈中，德国学者阿斯曼夫妇合作研究"文化记忆"，为跨文化研究提供一个有趣的案例：杨（先生）是埃及学家，从发掘文物和解读文字描述古代文明传承的符号意义，而阿莱达（夫人）则专攻英语文学，以此体系分析现代文学（包括德国、东欧、南美、非洲和澳大利亚）背后的历史内涵。
英国建筑师格雷说，他们在设计香港汇丰银行大厦时，吸收大量风水师的建议。一般人误以为风水是迷信，其实是传统经验结晶的堪舆学，注重气候、朝向、阳光射入的角度和建筑流线，保持人类与建筑甚至自然界的平衡和谐。美国建筑大师盖里也赞扬中国文化的天、空和五行元素（金木水火土）具有诗意，所以他学中国书法、卷轴和寺庙设计，以取得外观和细节的灵感，使自然世界和人工建造的世界交互启发。对比之下，如今中西医结合的理念是普遍为人接受的，然其结合的进程显然远落后于建筑。医学病疫史学者刘士永说，中医治理非感染性疾病（如"三高"、不孕、体质虚弱）也许颇有效，针灸也在国际踏出一步，但中医尚未吸纳"细菌"的概念——这是医学科学发展的实证基础——医物和治疗论证仍难通过西方标准的双盲测试。建筑和医学跨文化融合的程度不同，是否出自宇宙观、知识论或是方法论的异同？
象征地方/国家/全球视野交涉的是日本铃木利贺剧团。该团创始人兼导演铃木忠志1976年把剧团带到日本西部偏远落后的利贺村，因为那个村子保留传统风物，最不受都市的影响。铃木在日本传统农耕生活和艺术方式的基础上，结合当时欧洲的新艺术形态，他的作品批判战争和现代性对人类的压抑，推崇"动物性能源"，以人体在露天自然表演。他要发展的不仅是日本人可以接受，也是世界都能接受的作品。该团现在获得国际声望，各大城市和国际艺术节主动邀约不断，而日本国内观众看戏则以随喜方式付费，甚至不付费也可以。这真是跨文化交流与融合最有启发的案例，何以致之？民族风格和跨国的"世界品味"如何辩证互动？跨文化交流与铃木的世界（cosmopolitan）精神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问题都值得展开严肃的学术探讨。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作者的访谈如一道"前菜"，尚待将来有人端出"正餐"。这部访谈录最大的贡献何在？我认为即在于读者尝一脔而想知全镬，这是学者型记者的社会功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