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其书

《远见》呈现的文化大观，分内外两编："内编"有十一篇，以华裔学者和作家为主；"外编"有十篇，遍及美英德法日等国人士；另有"编外"三篇。

"内编"是两类文史交叉的华裔人文学者：一类是专业历史学家，包括杨照（公共历史）、王泛森（思想史）、白谦慎（艺术史）、刘士永（医学病疫史）；第二类包括以文学为业的作家（白先勇、哈金、张翎）和学者（小思、黄子平、钱锁桥），然而他们在本书谈的还是以历史书写为主，例如白先勇写家族史，哈金写李白，钱锁桥写林语堂，而小思则是写香港文学史的一鳞半爪（包括迁徙南下的作家）。再以生长背景和养成教育来说，他们涵盖了文化中国的大陆（白谦慎、哈金、张翎、黄子平、钱锁桥）、台湾（杨照、王泛森、白先勇、刘士永）和香港（小思）地区。他们几乎都有留学美国的背景（小思留日），多人曾经在美国大学任教，所以都有丰富的跨文化经验。

"外编"是趁外籍人士因公访华之便所做的访谈，范围比较多样，主题自难统一，但大体上仍以历史为主轴：专研中国历史的周锡瑞(美)、魏定熙（美）和巴斯蒂（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研究义大利文艺复兴的纳尔逊（美），以及研究埃及学和文化记忆的阿利曼夫妇（德）。此外，作者还访问日本舞蹈艺术家铃木忠志、两位建筑师格雷（英）和盖里（美），以及一位美国大学校长施莱赛尔。

这些精彩的访谈，我无法在这篇读后感详介，一则避免喧宾夺主，二则力有未逮。我打算环绕三个比较有普遍意义的相关问题略陈管见，包括：（一）中心与边缘；（二）跨文化；（三）跨界。

（一）中心与边缘

香港之于中原，在地理上是边缘对中心，历来中原文士过港（例如1927年鲁迅三次过港），总轻蔑地认为香港是"文化沙漠"。除了地理因素，这也是人类学家所谓以"大传统"看待"小传统"的普遍态度，以今日的语言来说，这种反应不无"文化霸权"的意味。这可能是小思致力编写香港文学史的原因之一。黄子平从北京到香港任教十七年，反观北京文化界的今昔，角度自然不同。中心与边缘牵涉话语权力的支配。白先勇以个人的力量为他的父亲立传，在某个意义上何尝不是面对官方话语，为白崇禧将军洗冤辩诬？

白先勇（右）出版"悲欢离合四十年：白崇禧与蒋介石"与共同作者廖彦博（左）受访。（资料照，颜麟宇摄）

然而，中心与边缘的文化权并不是绝对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化地理学家柯廷（Curtin,2015）提出"媒介首都"（media capital）的概念，说它们多半集中在闹哄哄的港口，嘈杂无序，但面向国际，文化多元，往来混杂，吸引了有创造力的移民，而且资源充分，有利于制作和分配影视节目。政治首都往往受到检查制度和侍从关系的掣肘，反而很少变成"媒介首都"。例如印度的"媒介首都"在孟买，不在德里，政治中心可能是大众通俗文化的边缘。（后现代主义者说"边缘颠覆中心"，故而引出"中心即边缘，边缘即中心"的命题。此说也许有几分道理，但必须具体分析，不能沦为空洞而响亮的口号。首先要界定何为中心，何为边缘；其次要厘清中心与边缘的关系；然后才能看在什么"条件"下边缘有颠覆中心的"可能性"，既然是"可能性"就不是"必然性"了。）

我更关心的毋宁是文化人"心理上"的边缘位置和边缘想像。白谦慎说："文科学者的工作基本上是靠时间堆出来的。"难怪他自美国回归浙江大学任教多时，却未暇游览西湖；他做文化艺术史需要常和鉴藏家交往，数十年自信守得住"清流"的专业尊严，这些都必须有自甘边缘、耐住寂寞的定力。书中的学者们各自安顿在一个世界的角落，坐冷板凳数十年，甚至一辈子，默默从知识探索的过程中获得极大的满足与乐趣，几乎与世俗的名与利绝缘。

如前所述，"内编"华裔学者几乎都有留美的背景，他们都是自愿追求更好的学习和工作机会，而不是因为战争或灾难而乱离，也不是因为局势所逼而流放。纵然如此，这种"夹在多文化之间"（in-between cultures）挣扎的实存经验，我相信会使他们在心理上产生"文化边缘"的想像。两种文化的冲击终将互相丰富，但个人在不断抉择和不断解困的过程中必然面临不断的矛盾，有时不免怀疑自己是否两头不到岸，这种焦虑与煎熬是许多人共有的切身体验。文科学者无法也不愿牺牲其所来自的文化或社会关怀而全面融入美国的主流文化，边缘想像自然更加浓烈。以我长期在美任教的经验，曾经慨乎言之：

他们的问题也许"不完全"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几乎"完全不是"他们的问题。我们局促在全球学术市场的边缘，既不愿随着他们的音乐指挥棒翩翩起舞，又渴望跟他们平等对话，如何是好？（李金铨，2019，页164）

这份边缘感是文科学者的"共业"，唯社会科学学者尤甚。人文学科资格老，分工细，中国的人文传统源远流长，设若有人愿意研究唐诗的道家思想或明清江南经济史，其合理性没有人会挑战，尽管这个学术社群在美国的强势文化版图中是很小的。然而，社会科学是西方现代性的产物，不是中国固有知识传统的一部分；新兴的美国社会科学大致以实证主义为主流范式，经常以理论共同性抹煞文化特殊性，无论选题、预设、方法和世界观，西方都有凌驾海外的力量。

在边缘位置倾听内在清澈的声音，不必附会或参与中心世界所流行的喧嚣，也许正是创意的开始。王泛森师从余英时先生，他是早慧而成熟的历史学者，他提倡多听边缘的"执拗的低音"（王泛森，2014）。钱锁桥开始入行时，被福柯的欧洲宏大的理论殿堂所迷住，后来在加州大学图书馆遍览之际竟邂逅了林语堂，认为终于找到了"中国的声音"，从此与林语堂研究结下不解之缘，并以之为视窗，探讨中国传统与现代、中国文化重生、与西方文化融合与接轨，投射出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哈金在静谧的美国大学校园潜心教学写作之余，故国神游，回到盛唐与李白相会，仿如李白"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哈金说，李白的诗"明月直入"，明静清澈，刺透人心，"丰富了汉语，我们的语言中仍能听到他的语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