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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冬天，“二店”会挂上很厚的棉帘子，小孩不用劲还掀不起来，门帘的边缘被人手蹭黑了一片。当时王府井百货大楼也挂如此的门帘，也如此之脏，但门帘之后却是亮堂暖和，而禄米仓的副食店内总是黑天黑地，内外气温差别不是很大。但当时我倒没觉着冷，因为若随我老保姆去，我很可能会得到一块巧克力糖。老保姆那时还不到五十岁，但看在我眼里，她已经很老了。听家里人说，她的丈夫被抓了壮丁，一去无回，唯一的孩子又夭折。她先是在四川我老家帮佣，后来随着我父母来北京。我上幼儿园后，她就给别人家帮佣。离开我家之后，她又结过一次婚，嫁的是一个北京土生土长的炊事员，我记忆中还有她婚礼的片段——闹新房的人逼着新婚夫妻一起吃葡萄。但婚后不久，那个男人就开始打她，他们离了婚。

我和褓姆及表哥的合影

她不识字，人极老实，个子非常矮小，大概不到一米半，做事似乎也不很利索，我还记得母亲时常抱怨。大概在我四、五岁时，另一个保姆要回四川，对我的老保姆说要为她带钱回四川去存。大概想到自己是孤身一身，她竟然给了那人二百元，结果可想而知。这件事一直是我母亲数落她的话题。数落归数落，但后来她又借钱给人，当然都是有借无还。

我们小时候买零食都是按分钱计算的，三分钱一堆儿的山里红，三分或五分的冰棍儿。一次我表哥得到六元压岁钱，他正式在银行开了户。后来连本带利是六元二角一分，他高兴得跟中了乐透似的。巧克力糖属于高级糖果，一块块包着银纸卖，怎么也要一块钱上下。有时老保姆带我去买巧克力，有时她预先买好了，在胡同里偷偷塞给我，那巧克力搁在她的口袋里，因体温都有点变软了。年幼时不知道生活艰难，但心里却明白，她很疼爱我，这糖是别人吃不到的。我母亲个性急躁刚硬，加上外界压力，鲜少好心情。我父亲生性快乐轻松，可是我三岁时他就被划成右派去东北劳改，老保姆是唯一溺爱我的长辈。虽然后来她也带过几个孩子，但好像我是她永远的唯一的孩子，至今我还记得把头埋在她的怀里，闻着她衣服上煮饭的味道，暖暖的。

一九六九年，北京很多机关都去了干校，我们也不例外，她帮佣的那家去了河南，房子被单位收回。街道给她安排了一间西房，大小能放一张双人床，一个吃饭桌和一个火炉。她没文化没工作没亲人也没有生活来源，于是我母亲每个月从东北寄给她十元钱。她靠这点钱，或许还有一点其它人的接济过了三五年。那时我已长大，知道十元钱的分量，再想想小时候吃的那些巧克力，才明白她多么节省，对我有多好，由此也想到她被骗走的是多么大的一笔钱！

三、史家胡同五十七号

大概是一九六O年，我姑妈的长女，大表姐康和考上大学，当时我还未上小学。高考之后，她从四川来京看望她的祖父康心之老先生（1893-1967年12月21日），我称之为康爷爷。当时康家住在史家胡同五十七号，表姐接我去同住。五十七号是个四合院，黑色院门，门楼破旧，院内青石铺地，榴花火红。北京人喜欢种石榴，有“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一说。康家不是北京人，石榴树很可能是房东种的。

说起来，康家在四川是大户人家，大到什么程度呢，不妨将康心之的二女儿康岱沙女士（我称作岱沙姑妈）在《我的引路人周恩来夫妇》中的回忆摘录如下：“我家是四川有影响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我的大伯父康心孚（1884～1917）是老同盟会盟员，和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是同乡至交，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和李大钊也很要好。我的二伯父康心如是四川美丰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我的父亲康心之经营厂矿、地产、金融，还办了《国民公报》。我的四叔康心远是宝丰公司总经理。我家和国民党许多党政要人及地方实力派、民主人士多有往来。”

若说康家当时的影响力，也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完，我只对岱沙姑妈的回忆做些补充。自戊戌变法起，康氏兄弟就与时代风云人物有交往，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历史。康心如在其遗稿《章氏丛书》中回忆道：“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六年间，章太炎师被袁世凯软禁北京钱粮胡同。余每从上海至京必去请益。师欲将平生著作编为丛书印行，余慨然承诺印行之责，适余任沪自设右文社以印书发行为业，故敢任此。返沪后，仿邓秋枚（实）印行之风雨楼丛书格式，排成样张，携京审定，师极为欣赏。晋谒时，呼女同看，匆匆一视即至案头，盖已盛妆将出也。师有不悦之色。是晚自缢死，始终不解是何原因。师作《亡女事略》……全书约一年余方完成。分订为二十四册。”（注一）

抗战期间，康心如被国民党政府指定为重庆参议会的议长，据说后来流传的“陪都”一词就是他发明的。康心之的长女婿张平群曾任国民党驻纽约总领事，次女康岱沙于一九三八年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后在重庆为共产党做了许多秘密工作。其间两次接到特务的恐吓信，后被绑架送入监狱。我祖父李肇甫（伯申）以身家性命将她保释出狱（注二）。她与陈叔亮于一九四六年成婚，主婚人是叶剑英。后来陈叔亮出任中共驻柬埔寨和罗马尼亚大使。

康心之老先生个性豪爽，仗义疏财，好交际，人称“孟尝君”。据我大表姐回忆，康爷爷对后辈的教导是：“你若借人钱，就不要想到还，还钱是个意外。否则你就做小人，干脆不借。”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经济十分困难，康家曾给予捐助。据曾任宋美龄英文秘书的张紫葛先生回忆，康家曾给陕北延安运送过七辆卡车的医药和布匹（注三）。除此之外，康家还资助陕北办学，也给毛泽东赠送过香烟。康心之位于重庆领事巷十号的住所曾是于右任和邵力子的临时居所，也是周恩来经常和民主人士聚会座谈的地方。（注四）。二OO六年出版的《中共党史》还提到周恩来在四川有三位朋友，他们是卢作孚、胡子昂和康心如。

重庆多山，领事巷客多人众，开饭时佣人要从山上摇铃一直摇到山下。后来因客人太多，康心之又在主楼旁修建了一栋两层小楼，邵力子一家长年住在那里。我另一表姐单名为“协”就是邵力子先生给起的，意为“人民政协”。康氏兄弟也曾与张季孪交好，并一同办报。张去世之前，就住在康家的别墅里。那座别墅位于重庆南岸汪山上，除了康家的别墅，那里还有蒋介石的一栋别墅，距离不远。康心如的幼子康国雄在山路上碰到散步的蒋介石，受到蒋的喜爱，后来曾和蒋一起散步，并到蒋的别墅里玩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