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激进派"知识份子

最近以来，追究学生领袖在八九民运中应负责任的讨论十分热烈。有人扬言还要把"激进派"学生领袖架在火上再烤一阵。我看不必了，现在该烤烤我这个"激进派"知识份子了。1989年冬，当我隐匿在大陆西部奋笔写作《历史的一部分》时，自认为我和妻子北明所投身的是一种璀璨的光明。其时，北明尚在囚禁之中，我漫长的逃亡途中，到处见得横站的长枪和疯驰的警车。我怀着一种对光明的无尚崇拜，怀着一种随时可能被补的命运感，秉笔直书，以给囚禁中的妻子写信的书信体，回忆那场刚刚被绞杀的运动，真实地记录下自己的思想与行动，以留给历史。我写道：我知道，在随时可能被补的情况下，我在起草一份审判自己的起诉书，但这首先是审判侩子手们的起诉书！在众多深明大义的普通人英勇掩护下，我并没有被鹰犬们捕获，因此，《历史的一部分》终于未能成为中共审判我的起诉书。1990年春，手稿由一位日本学者带出大陆，寄到普林斯顿。其中还有一份着作权委托书和一封致刘宾雁信。我请求刘先生代我在海外发表此书，并告诉他我将继续在大陆和中共进行这种危险的游戏。1992年春，我和北明完成了三本书（《历史的一部分》、《告别阳光》、《红色纪念碑》）共计100余万字的写作之后，在国内地下组织的安排下，偷渡南中国海，踏上了新的流亡之路。使我们大为惊异的是，在国内逃亡写作三年，孤陋寡闻，不知桃花源外已是天地翻覆。挨批的不再是十里长街上大开杀戒的侩子手，而是死里逃生的青年！屠杀六周年前夕，更由《纽约时报》与《联合报》记者与记录片独立制片人卡玛联合爆出耸人听闻的"内幕"─学生领袖有一个诱使中共屠杀的"诱杀策略"。一时间里，群起而攻。长安街头的鲜血，现在要"激进排"学生领袖们分担了！有人指责八九民运是"泄愤运动"，有人指责"激进"，有人说柴玲应与李鹏一起上审判台……据说在留学生的电脑网络里，很有骂声。直到亲眼看见那些电脑"大字报"，看到"六四是傻×和王八蛋运动会"等奇文，我尚不敢相信眼睛……学生领袖们纷纷反思，那位刚从监里出来不久的文弱温和的王丹已经反思到"我的功过是三七开"，"即七分负面作用，三分好的作用"之程度……

那些追求自由的可敬可爱的青年们，已经被枪弹绞杀了一遍，难道还要被文字再绞杀一遍吗？

六四那天，我没能在长安街上同青年和北京市民们一起并肩抗击坦克，祗能远在数百里之外听着电话里传来的枪声，使我终身追悔！今天我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应该为青年们挡住几排文字的子弹。如果青年们要为流血负责，那么我更应该负责！如果王丹的功过是三七开，我的功过就是一九开，甚至罪而无功！写到此，我不禁生出一丝淡淡的悲哀：看来，我的那本八九民运之后最早的回忆录，竟真成了审判自己的起诉书！

我是打架的

以下是《历史的一部分》（1989年底完稿，1990年送到海外，1993年台北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一书记录的我所参与的事件。

1989年4月14日，我和北明及几位山西文友赴京参加一个我的作品讨论会。次日胡耀邦逝世。开始，我们祗是旁观者和大字报抄录者。渐渐为青年们的热情所感召而投身其中。

4月19日晚在北大作家班向张伯笠等首次建议在不得已时可发起绝食。

4月20日，目睹冲击新华门。

4月21日，为第一个知识界集体上书征集签名，当晚与远志明谢选等到中南海、人大会堂递交签名信。

4月22日在北大作家班再次向王丹等学生领袖建议绝食。

4月25（26？）日回太原家中安排工作，换洗衣服，补充粮饷。5月3日赴京参加当年度中国电影家协会《金鸡奖》评审委员会工作，同时参与民运。

5月4日参加5·4大游行。

5月10日组织第一次作家游行。游行后邀苏晓康等几位作家在王兆军家讨论，决定：1、起草《5·16声明》，2、召开知识界会议研究局势及下一步行动。

5月11日起草《5·16声明》。

5月12日，和赵瑜、苏晓康主持知识界讨论会，决定：1、全力支持学运，发起5月15日知识界大游行；2、委托我与赵瑜负责组织、指挥；3、分工在全国范围内火速征集《5·16声明》签名。

5月15日和赵瑜以总指挥名义指挥第一次知识界大游行。

5月16日，和李陀等在北大三角地召开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正式发表《5·16声明》。

5月16日晚，向柴玲、郭海峰建议控制次日大游行，严禁进入商业区。

5月19日午，征得绝食团指挥部同意，请于浩成先生与赵紫阳联系，表明想与他达成妥协之意图，希望他公开表示个说得过去的态度，学生便可结束绝食。傍晚，于先生回来说赵已下台，中共已决定镇压。立即建议指挥部强行宣布停止绝食，使戒严令成为无的之矢。

5月20日午，指挥绝食团指挥部广播车，绕北京内城一周，起草《告全市人民书》，宣布"目前所发生的，是一场反党反人民反改革的反革命军事政变"，号召人民"团结起来，保卫天安门广场！保卫北京！"

5月21日深夜，建议绝食团指挥部调动外地同学堵住广场附近的地铁出口，防止军队突袭。

5月22日，和赵瑜以总指挥名义指挥第二次知识界游行。是为戒严以来最大规模的游行。

5月23日，参与成立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出席每日例会。

5月23日（？），在联席会议休会时间，与张郎郎等研究决定策动万里返京─通过关系转告万里：北京将组织从机场到天安门广场的百万人的夹道欢迎。请他主持人大紧急会议，依据宪法，解决危局。

5月24日（？），在联席会议上提出：是否可号召人民挤兑国家银行？因挤兑同时会造成国家经济损失，请会议斟酌利弊。会议因无经济专家，遂将此提案搁置。

5月26日，离京返回太原。

现在，有些朋友已宣称自己及多数知识份子是"劝架的"。看来我不是。我"激进"。我是"打架的"。而且永远不会成为游走于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劝架的"。

需要略加说明的是：我的"激进"与"打架"不过是作为一个公民争取行使宪法承诺的公民权利。我的全部目标与手段、策略皆没有逾越法律界限与非暴力运动的界限。如果这是"激进"，那么"稳健"是甚么意思呢？

我没有自觉承担历史责任

但我的架打得不够好。

我首先应该为5月26日离开北京一事承担责任。在《历史的一部分》中，我回忆了当时的情况：

"五月二十六日，咱们收卷起发臭的衣衫返回太原。其时，戒严令已宣布六天，军队毫无进展；学生、市民已开始懈怠疲软，游行队伍亦日见稀少；交通已开始恢复……一些学生、知识分子问我对形势的估计，我说中共已抓准了学运的最大弱点∶怕拖。学运不怕压，就怕拖，一拖就疲，一疲就垮。从学生角度分析，虽然高潮已过，想撤中共也不给台阶，必然是僵持下去，形成旷日持久的消耗战。问我结局如何？答曰∶待学生、市民更加懈怠之际，突然袭击，冲入广场，几个兵抬一个学生，塞进汽车拉回学校，封起门来秋后算帐。

前瞻消极，加之赴京日久，弹尽粮绝，疲惫不堪，祗有回家休整。"

——在89年底完成的书稿中，我显然没有对自己的这一行为作出反省。主要原因是当时还沉浸在六四屠杀的悲愤之中。次要原因是自认为并非在情况危急时逃跑。

由于刘宾雁先生怕刺激中共加紧对我们的搜捕，手稿一直未能出版。新完成的两本书也祗能遭到如此命运。这是使我们下决心去国的原因之一。1992年夏初，在《历史的一部分》即付梓之际，我在"附记"里写下了如下的一段文字：

"听到一些流亡海外的学生领袖的自我反省，为他们的迅速成熟感到高兴，也有一丝疑惑∶对这些年轻人，人们是否苛求了？作为现场参与者，我认为这句话十分中肯∶他们已作到最好。

要多反思一下的该是知识界。恐怕我们尚未作到最好。我自己尤其是。

有一夜，误传邓小平下台，改革派大获全胜。我拉着妻悄悄撤出广场，打算就此脱离运动，让学生领袖们去打扫战场，处理胜局俗务。

五月二十六日，形势僵化，无力挽狂澜之策，又是撤出广场，一撤就撤回了数百里之外的山西，弃别人于热锅上煎熬。至六四屠城，方意识到辜负历史重托，愧对惨死同胞。

我介入较早较深，本来应当起到更重要的作用，但我始终未能意识到，而总认为知名度不够，年龄不够，总希望扶持别人，自己祗是出谋划策。

不敢挺身而出领导！

不敢承担历史责任！

如果我更自觉地承担起责任，虽亦不可能改变六四悲惨结局，但至少知识界的许多工作可能做得更好。

……

天安门六四之夜的撤离行动，更使我羞愧万分。刘晓波等四人所起到的关键作用，证明只要勇于承担历史责任，在任何困境中都可能有所作为。而我却祗能耻辱地枯坐电话前，听着电线传来的屠城枪声！

也许这并非偶然。

也许我和大批与我相同的知识分子永远不可能承担起这种历史的责任。

因为我们惧怕良心的责任∶我有权领导（号召、驱使）他人去为一个那怕是崇高理想而斗争，从而承受苦难与牺牲吗？我有权决定自己命运，但是我有权决定他人命运吗？

─逃避责任。

这样的知识份子注定不可能成为政治领袖。"（《历史的一部分》第103、104页）

我极端地蔑视权力。运动当中一些人争夺权力和"押宝"的行为令我极为不屑。我的过错在于把权力与责任混同。其实，没有权力不等同于没有责任。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况且，我也不是没有权力。运动后期成立的各界联席会议虽然名义上祗是一个协调机构，但实际上具有极大的权威。既然出谋划策，就必须为这种出谋划策承担责任。胜也撤离，僵也撤离。形同散兵游勇，视国家大事如儿戏！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真是把"革命"当成了"节日"！特别是八九民运流血的结局，使我这种逃避责任的过错升格为一种罪行。虽然没有人要我为此承担责任，但一种无可言说的负罪感几年来一直沉重地压在心头。说实话，应该是我去死的。应该是我用胸膛为年轻人挡子弹，却年轻人用胸膛为我挡了子弹。我真心地承认并会永远记住：他们是为我而死的！烈士们已化作一颗颗寒星，从遥远的天际默默看着我，看我怎样走完余生的旅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