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歧视”在中国并未远去，遇罗克的《出身论》依然值得今天的我们品读。

距今整整59年前，正是1966年文革爆发不久后的“红八月”，一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横行一时。24岁的北京学徒工遇罗克写下长文《出身论》，向中共实行多年的阶级路线也即出身歧视政策，发起了最有力的挑战，在那个至暗的时代，发出了争取平等与人权的最强音。一个“黑五类”家庭出身的青年，用自己的思想和文字，竟然在当时造成了震动全国的效应。这是中共建政以来没有先例的。1968年1月，遇罗克被捕入狱。1970年3月5日，遇罗克被中共当局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杀害，年仅27岁。

中共自1949年夺取政权后，就对它定义的阶级敌人（这个定义后来还不断扩大）实行严酷的镇压与剥夺，同时也对这些阶级敌人的子女实行种种歧视。按说，随着时间流逝，政权稳固，这种歧视应该逐渐弱化，但事实是，在进入1960年代后，中共对阶级敌人子女的歧视反而变得更严重。这一来是因为毛泽东在1962年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第二个“拿不上台面”的原因，据我作为亲历者的感受，是因为我们那一代青少年和“红二代”是同一代人，大家都面临着升学、就业和社会地位的竞争。而“老革命们”发现，他们的子女在学习成绩等各个方面的表现都差强人意。共产党不好公开搞特权，于是祭出“阶级路线”这把尺子，把家庭出身当作首要评判标准，这就使得红二代在竞争中稳操胜券，中间家庭出身的子女倍受排挤，“阶级敌人”的子女则沦为最大的牺牲品。

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很难想象，在毛时代，出身歧视是何等的普遍，何等的严重，以及何等的荒谬。文革前，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子女就备受压抑。在贯彻阶级路线的名义下，黑五类子女更是处处遭受排挤，什么好事都轮不上——出身不好就是低人一等。

文革的爆发，更把这一切推向极端。1966年“红八月”，以红二代为主体的红卫兵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登上政治舞台。红卫兵大力宣扬“无产阶级路线”，提出按家庭出身划分红五类（工人、贫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和黑五类——后扩大为黑七类（增加了资本家和走资派）。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从而传遍全国，公然把出身黑五类的同学当作批判斗争的对象而百般羞辱打击，不少地方都有黑五类学生被打伤打死或被逼自杀。北京大兴县发生了持续5天的针对黑五类及其子女和亲属的大屠杀，杀死了地富及其子女和亲属共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

但不久之后，因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红卫兵攻击黑五类子女有“转移斗争大方向”之嫌；又因为不少红二代自己的父母被批斗，他们对运动有抵触，变成了“保爹保妈派”，更不为伟大领袖所喜。1966年10月，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作报告，其中专门提到前述对联，批评这副对联是鼓吹“反动的血统论”。随着全国对这幅对联的批判，黑五类青年顿有解放之感。

1959年遇罗克一家的合影。前排（从左向右）：王秋琳，遇崇基。后排（从左向右）：遇罗文、遇罗克、遇罗锦、遇罗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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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罗克1942年出生于北京，父母都曾经到日本留学。父亲遇崇基是工程师，母亲王秋琳是私营工厂厂长，父母都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遇罗克品学兼优，于1960年参加高考，因为家庭出身未被录取。1962年，他又考了一次，仍然未被录取。遇罗克勤奋自学，关心天下大事，在1966年“红八月”最猖獗的时候，酝酿写作《出身论》。

1966年10月，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和遇罗勉在广州把《出身论》油印了几百份到处散发。北京四中的高二学生牟志京在“红八月”最猖獗的时候就反对前述对联，读到《出身论》后如获至宝，立刻和遇家兄弟合作，创办了铅印小报《中学文革报》，创刊号出版于1967年1月18日，用整整三个版面全文发表了《出身论》，作者没有署名遇罗克，而是“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

《出身论》一问世，立刻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此后，《中学文革报》又出版了6期，每期都有署名“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也即遇罗克的大块文章。《中学文革报》在街头出售时，因买报的人太多，以至于要排长队，还要限量；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多到让邮递员无法递送，只好由遇罗文每天蹬着三轮车去邮局取。在小报与纪念章的交易市场上，《中学文革报》最珍贵，一份原来只卖两分钱的报卖到两元钱一份。在很多城市，都有人抄写张贴或翻印。

文革爆发那年，我就读于成都十九中，是高中66届，也就是1966年毕业。我的家庭属于黑五类，所以我对出身歧视的感受非常深。譬如1963年我初中毕业考高中，考试成绩在全市名列前茅，可是我报考的成都几个重点中学都不收我。我被分配到离家很远、教学质量在全市倒数一二的学校。在我准备考大学时，一位长者对我说：“以你的成绩，全国没有一个大学考不上；以你的家庭出身，全国没有一个大学会收你。”

1966年8月，那副对联也传到了成都。十九中的红卫兵组织了一场所谓阶级路线辩论会，实际上是批斗会。不少出身黑五类的同学被叫起来当众“承认自己是混蛋”。三天半的辩论会有差不多三天的时间是批判我。我对阶级路线有很多思考，所以一次又一次地上台发言，反驳对联。这次辩论会给我的巨大压力，永生难忘。

1967年2月初，我在一位外校同学的宿舍里，读到了载有《出身论》的《中学文革报》。感觉不像是在读别人的文章，而像是在读自己的思想。我饱受出身歧视之苦，有过和文章作者相似的经历和思考。我第一次发现在阶级路线的问题上还有别人和我想的完全一样，而且表述得那样严谨、清晰、深入与精辟。接下来，我和同学们商量，办起了一份小报——那是成都市中学生的第一份铅印小报，转载了署名“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文章。

第一期《中学文革报》上刊登了《出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