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历史上的权力斗争始终伴随着政治清洗、历史叙事的改写，以及对异己的残酷打击。近年来，随着一些当事人口述与日记的公开，部分事件的内情逐渐浮出水面。其中，胡耀邦在生命最后阶段对杨尚昆的多次谈话，为外界提供了新的视角。这些内容被收录于《杨尚昆日记》，涉及从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到1980年代整肃异己的多个重大节点，勾勒出邓小平在中共权力斗争中的角色。

据《杨尚昆日记》记载，1988年7月13日至8月24日期间，杨尚昆六次探访胡耀邦，每次长谈约五小时。胡耀邦在谈话中直言，对邓小平“听不得不同意见”“搞垂帘听政”的做法深感震惊，并直指自己曾在邓的推动下参与对华国锋的政治打击。耀邦称，西单“民主墙”的出现并非自发，而是邓为打击华国锋、夺取最高权力所鼓动。讽刺的是，待邓小平掌权后却立即关闭民主墙，并将魏京生投入大牢。

关于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胡耀邦更透露出令人震惊的细节。他称，邓小平在周恩来追悼会后就表示“不能坐以待毙”，随后在3月中旬主动推动干部子女与群众串联，借悼念周恩来之机把矛头对准江青与张春桥。然而，部分群众口号直指毛泽东，加上出现打砸行为，最终成为邓下台的导火索。胡耀邦甚至提到，1976年4月5日，邓小平亲赴天安门观察动向，却谎称是去北京饭店理发。

更为沉重的是，胡耀邦在1988年8月的一次谈话中表示，1980年中共以清理“三种人”为名，将北京市公安系统24名干部骗至云南大理秘密枪决，理由是他们掌握了“四五事件”背后有人操盘的证据。据说时任领导王震还到场“督办”。胡耀邦坦言，此事至今令他愧疚。更为复杂的是，这批干部后来被当作“因公牺牲”处理，甚至有五人被追授为“烈士”。

此外，胡耀邦还提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流血事件。他称，有关邓小平子女及其他“联动”成员参与暴力致死的证据曾一度浮现，但在邓小平重新掌权后被全面压下。胡耀邦感叹，这种“过河拆桥”的做法让他心怀不安。

谈话中，胡耀邦还坦承自己在任期间曾将群众来信中攻击邓小平的部分转交公安机关，要求严厉查处。结果导致300余人被判刑，其中60余人最终自杀。他直言：“这是我一生的愧疚。”

这些揭露不仅反映出中共高层在历史重大事件中的权谋操作，也揭示了制度下缺乏透明与制衡所带来的深重后果。从“西单民主墙”的利用与清除，到“四五天安门事件”的操纵与定性，再到清理“三种人”的血腥手段，贯穿其中的逻辑始终是权力的巩固与对异己的压制。

今天重新审视这些历史片段，不仅是为了厘清真相，更是为了理解中共政治运作的内在逻辑：任何历史事件，都可能被权力塑造为工具；任何个人命运，都可能被牺牲以维系统治。恒言之，中共的政治斗争并非孤立事件，而是系统性、结构性的延续。

胡耀邦晚年的反思，以及杨尚昆的日记记录，或许只是浩瀚真相中的冰山一角。但它们至少提醒人们：中共权力运作的本质，并不在于所谓的“改革开放”光环，而在于不惜一切代价维系统治的冷酷逻辑。

胡耀邦临终前很后悔自己做过的一些事，痛批邓小平。（图片来源：Getty Im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