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干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印象，就是下干校之前，我违心地承认自己是“5·16”。那时不知从哪里传来一个消息，说下干校之后，让贫下中农来批斗“5·16”。我已是被怀疑对象，暗示、谈话、攻心，都领教过了，也挺住了。但是说让贫下中农来批斗“5·16反革命”，对于我这样一个出身在农村的青年，有一种有辱祖宗的感觉。那时，我表妹正在北京帮助我看孩子，她就是贫下中农出身，我想，我成了反革命，她会丢下孩子不管的，而如果我承认是“5·16”，交待了，马上就可以解放，就没有问题了，何况，戴一顶帽子下到农村去受审查，农民会看不起我的。我就是这么幼稚的思想。以为承认了就没有问题了。我是流着眼泪交待的。我痛恨自己的软弱，又感到特别的委屈。我被认为是“没有罪行的5·16”。

承认了“5·16”以后，我以为可以轻装前进了。下到干校以后，第一件事是继续搞清查运动，还要深人。第二件事是盖房子。我们学部分到上万亩地。生产大军得住下来。

我跟邹荻帆和另一个人晚上睡窝棚，是菜园班的窝棚。白天，杨绛先生就看菜地和窝棚里放的工具。住窝棚，根本不能谈政治。有时跟邹荻帆说说笑话，他比较开通，还谈谈自己的经历。过了两三个月，干校要成立文工团。我爱唱歌，是男中音，就进了文工团，集中住在老百姓的房子里，跟外文所的人分开了。我专门练小合唱、独唱歌曲。我们这个文工团，是用来粉饰现实的。我在文工团写过一个独幕剧，被怀疑写“中间人物”。我总戴着一顶“5·16”的帽子，觉得低人一等，所以，唱“不敬青棵酒呀，不打酥油茶呀”，我并不是发自内心地“唱上一支心中的歌”的。我的精神压力很大。过年时搞联欢，我就专选《白毛女》中杨白劳的《千里风雪》，唱得心情沉重，也唱得特带感情，眼泪都出来了，可是自己还是戴着面具的。出工时让我领唱，我也照样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段时间，我跟一位外所的女同志挺谈得来。她跟我不是一个“派”，却并不在乎我是“5·16”。我们对样板戏有看法，也意识到“文革”有些荒谬了。

我被派到郑州去学样板戏。京剧移植豫剧。一招一式都不能去掉，纯粹是僵化的教条。回来后，又到公社去教唱过一个多月的样板戏。嗓子都喊哑了，不知教了那些脱产出来学戏的农民多少遍，他们仍不能唱。这些年轻农民没接受过京剧，公社只有有线广播，是唱豫剧的。所以他们怎么也学不会，走调不说，还老往豫剧上靠。没有对京剧的兴趣，也没发现谁有天生的好嗓子。反正教的那些《沙家浜》、《红灯记》，最后都还给我了。

开始老乡一看我们是中央下来的，毕恭毕敬。后来觉得这帮人别扭，有的人后面老跟着一个人（被看管的）。最后他们也明白我们是一些凡夫俗子，于是偷庄稼，占小便宜，什么都敢干。

夏天西瓜多，我们菜园班的人老跟杨绛开玩笑说：杨老太，请吃西瓜吧！她说，说真心话，我真想请你们吃瓜，就是怕到时候说我拉拢群众！那时，别的连有一个“5·16”自杀了，就埋在菜园地旁边。她说，哎哟，这个坟上什么都没盖，多冷啊！这简直就像幻想小说了。杨绛很了不起。干校那些对我们惊心动魄的事情，她在《干校六记》里只字不提！殊不知，她的女婿在“文革”中也因“5·16”自杀了，可她从来没表现出忧伤，还跟大家说说笑笑的。其实，她记住许多的东西。干校那么乌烟瘴气，鸡飞狗跳，她一句都没有涉及，总是那么淡淡的一种情怀。他们夫妇分别在文学所和外文所，两所与邮局形成三角形。邮局是三角形的尖角。所以每天他俩都能相见。有时钱先生递给杨绛一封信，有时杨绛递给钱先生一封信。每天如此，相濡以沫。

以前我劳动很热情的。“四清”时，得肺病刚刚痊愈，我也要求去了，还得了工作团的标兵称号。干校的劳动，则只能说是劳动，谈不上热情。在菜班时，大家挖了一口浅井，还需要一个戽水的机器。我一人去城里买机器。这个戽水的机器直径二尺，要把它的铁轱辘运回来，可是不容易。守在城边路口，眼巴巴地招手搭便车。黄尘扑面。我看着这个铁轱辘和铁链上挂着的水勺，觉得自己就像那些小水勺的一个，被挂在了铁链上，不知要转到哪年哪月。真是每天都感到悲愤。常有噩耗传来：这里上吊死一个，那里自杀了一个。一共死了十几个，但那感觉好像是随时都在死人。临下干校前，外文所支部书记上吊自杀。他有小儿麻痹症，腿不好。他承认是“5·16”，大家都不相信。说他参与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专案组，打成“5·16”。甚至他自杀后，有人还批了他一通，说是“5·16”分子的“顽抗”。

学部的阶级斗争就是搞“5·16”。学部迁到明港深入搞运动。为了加强。还派了一位军级干部到军宣队，记得在明港学习周总理批示的一个文件，说要吸取延安审干时扩大化的错误的教训。我流着眼泪说，学了文件觉得心绪万千：这扩大化的倾向，在党的历史上是这么大的教训，怎么克服不了？把不是的说成是的，是罪过。阶级敌人在任何时候都是少数。如果有那么多人参加“5·16”，都来反对党，岂不说明我们的党太没有威信了，是把党的力量估计太小了！

所以我恨清查的人心狠，也恨自己软弱，恨自己怕死。过去，我经常看到恩格斯说的一句话，意思是：在战场上那些曾经胆战心惊的战士，最后在走向刑场时，却是视死如归了。那时我就决心，以后再不说假话了，因为说了假话，内心更难受。每次开会要认罪一番，要讲违心的话。我想再也不重复这种荒唐了，“文革”之后，很多人自我批判很厉害。我反思自己也是很深刻的。

在明港后期，我也读了一些小说，白皮书。如苏联的《落角》、《多雪的冬天》等。还读了《红楼梦》。1958年，我买了一本《千家诗》，戈宝权把书借去，把五言七言千家诗抄了一遍，连注解全都抄下来，约十万多字呢。戈宝权床的一半全是书，真是爱书癖。

干校的这一段经历，我个人的例子算不上惊心动魄，但却是一个小的典型。对我来讲，更多的是对一个知识分子心灵折磨的感受。美国一位资产阶级革命家说过：我反对你的意见，但我愿意用生命来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他能够用生命来保证对方说话的权利，我就不能用生命来保证自己说话的权利吗？做到这一点也许很容易，也许很难。

选自《无罪流放》，贺黎、杨健采写，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