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家医院太平间的门口,我和死者李兴华二十七年前的领导——一位军队老干部握了手。来向遗体告别的,只有我们关系最密切的二十多人。我忍不住含泪说了这么一句:“如果从前我们不把他调到文艺界,还在您那边,他大约不至于落到这个下场。”那位同志默然不语。
死者27年前调来的时候,原是天安门前警卫部队的干部。他出身很好,历史纯洁,19岁进解放区,很快入了党,参了军。他调来的时候才26岁,身穿一套厚墩墩的棉军服,显得泥土气扑人。他一来就赶上《红楼梦》批判运动、反胡风运动和肃反运动。他虽然是个编辑干部,可凡是那些搞专案、审讯性谈话,或单位里专别人政的事情,就自然地都落到他头上。他也全力以赴,想主意,外调跑腿,都不辞劳苦。他的心是纯洁的。他干的一切,他都认为符合真理,是应该干的。
在反胡风的运动中,他除了积极参加斗争,还写了批判胡风集团的文章,因为当时他认为胡风集团里的人真是什么反革命。到后来,我们《文艺学习》编辑部发动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意见分两派。他认为否定这一作品的意见没有道理,于是他到处奔跑组稿。当时刊登的讨论稿件大部分是他奔走的。我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小小的讨论,会引起上层那么大的注意。当大家知道了上边来的那几句“谁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的话之后,各个都感到鼓舞。特别是李兴华,他简直跳起来了。那些天他每天处于极度兴奋状态,嘴里不停地在议论。一会儿笑呵呵地说:“想不到中央还看我们的刊物!”一会儿又猜测:“某某篇文章不知他看过没有?”那些天,机关里传达有关指示也特别勤,老在责备下边不放,责备“太守”以上的干部不积极。我们是基本做到了“传达不过夜”的。记得有一次传达完了,李兴华听过,动情地说:“听听!说话到这样,简直就觉得是在我们身边拉着手嘱咐啦,是耳提面命。咱们再不干还是人吗?”他过去只是个偶然应本刊需要写点补白小文章的编辑,从这时起,他真正关心起文艺界的思想动态来,参加外边的讨论和活动。大约也是从这时起,他眼界日开,在思想上排除了一些违反文艺规律的限制。而这一切,他自觉是为了党的。
真是谁也想不到的风云变幻,《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作者竟变成了右派。还有,“丁陈反党集团”的提法,本来已经准备撤销了,后来忽然在新形势下定了案。事先有领导同志找我问过,问我们编辑部有没有那集团的人。我虽然知道李兴华是陈企霞同志的学生,但想来并无太深的关系,就回复没有。事后才知道他和陈企霞同志一直过从甚密。我急了,问他:“你为什么还这样?”他说:“为什么不能这样?我觉得他是好人呀,他没有反党呀。”我听了这话,不由得心里一惊(到底我是比他老奸巨滑得多),心想,说这种话,不得了。弄不好,恐怕大家都要糟。
后来,果然都挨批了,都要检讨。我们这些老于此道的,还能够“挖掘”一番,找一番“思想根源、阶级根源”,说得听者尽管照例批判“不深刻”,却总还能赚一句“比上次有微小进步”。李兴华却完全不会。当然他也得承认错误。可是他的检讨只是声音很响,连连扣大帽子,所分析的思想过程却全不是那么回事,叫人一听就是“没有接触思想实际”。总是通不过。他曾有一次在会后向我表示苦恼:“到底怎么检讨啊?是不是我的检讨技术不行?”我怎么说?教给他如何编检讨?我这时已经感到这个淳朴的人将遇到危险,说不定比我更危险。
后来到1957年底,所有的右派都定案了,我们编辑部也被解散了。干部都调走或下放劳动了。他竟然没有被划成右派。我心里暗自代他庆幸,总算闯过了这一关。至于我自己,先是“戴罪立功”,一面自己被大会批判,一面回编辑部主持批判别人。当编辑部的同志们都走了之后,我因病延迟了下乡日期。就在这个空档里,忽然有一天,机关领导找我去通知李兴华:经过各单位最后“平衡”,考虑到别的单位像他这样的已划成右派,为了统一,应把他“平衡”成右派。听了这个决定,我呆了,我不敢冒那看来也起不了作用的风险,没有表示反对,一句话也没有说,立即执行。我们的编辑部已经没有了,在机关的一间空屋里,我把李兴华找了来,像宣读一件公文一样地向他宣布了这个决定。我没有增减一个字,完全是原话,说的是“平衡划成右派”。我不敢看他的脸,宣布时两眼只是看着他的脚,看见他穿着一双黄皮鞋和深灰色尼龙丝袜。这双鞋和袜子长期留在我的记忆里。后来停了好久,他发言了,我才偷偷拾起头来看一眼(倒好像是他在宣判我似的)。只见他的脸差不多完全没有表情,没有悲哀,没有恐惧,也没有愤怒,只是冷冷地像听一件平常调动工作的决定似的,说道:“是这样吗?那我……我就只有接受了。我没有意见了。”只有三句话——他平时是一个很能说、感情极易冲动的人。就这样,这个少年入党的革命军人,被悄悄地“平衡”掉了党籍,变成了“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的敌我矛盾。
我后来也下了乡,我和他是分别下放在相邻的两个县。我们编辑部有好些人都下放在这两个县里。我担任下放队长,除了劳动,还有点了解大家思想情况的任务。到下半年,我就借了解情况为由,到他们那个县走了一趟,好看看大家。
我也到了李兴华这一组。去之前就已经听说,他表现不好,又犯了错误。这样,本来在农民里面并没有公开他的“右派”身份,现在决定予以公开了——好叫农民也来监督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