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所以浮夸风的根子在毛泽东和党中央，而不是下面的干部。浮夸风愈刮愈烈，虚报的产量比实际的产量高出好几倍。比如在河南省召开的1959年秋季粮食产量预报会上，信阳地区被迫报了72亿斤，而实际上呢？只收获了20多亿斤。既然报了这么多，就必须按照报的数字上交给国家。而农村的生产队呢，即使把口粮和种子全部上交了也完不成任务，农民自然就没有粮食吃了。结果，信阳地区饿死了大约100万人。四川、安徽等省份的情况也基本类似。

二、“反瞒产私分”运动把农民家里收藏的少量救命粮搜刮得干干净净

从全国粮食产量预报的情况来看，1959年秋季又是一个大丰收，可是国家粮库怎么只收上来一小部分呢？天才领袖很快就想出了答案：一定是生产队长瞒报了产量，把剩下的粮食私分给农民了！因为在1958年秋后就出现过生产队普遍完不成国家征购任务的情况。毛泽东在1959年2月亲自起草了“反瞒产私分”的中央文件，而这个文件在全国大规模执行则是在1959年的秋后。政府采取法西斯手段，一方面吊打、审问生产队长，让他们交代瞒产私分的粮食都藏到哪里去了（全国打死了不少生产队长），另一方面组织搜粮队挨家挨户搜粮。他们拿着钢钎或铁锹，在农民家的墙上和地上乱捅乱铲，挖地三尺，把农民家私藏的极少量的救命粮搜刮得一粒不剩。我们家在收割后的地里捡了一些绿豆、黄豆，大约有三十多斤，装在一个洋铁皮箱子里埋在厨房的地下，上面堆了柴草，结果也被搜粮队挖走了。这不是地地道道的官匪嘛！

三、人民公社“大食堂”使生产队干部掌握了农民的生死权

毛泽东在1958年创造了人民公社“大食堂”这个“新生事物”，并强行在全国农村推广。生产队不再给农民分发口粮，也不许农民在家烧火做饭，许多地方把农民家的锅都砸了。大食堂在开头几天还能吃上几顿干饭，后来只能吃稀饭，而且越来越稀。到1959年的秋后，由于生产队收获的粮食全部被政府拿走了，大食堂只能吃政府供应的少量“返销粮”。由于毛政府总以为生产队留有一部分口粮，所以供应的“返销粮”很少，而且越来越少。到1960年春天，供应给每个农民的口粮每天只有2两左右，而且是粗粮（我们家乡供应的主要是红薯干和原本用来喂猪的黄豆饼），经过大、小队干部的多吃多占，农民能吃到嘴的实际不到1两。当时农民有句顺口溜说：一天吃1两，饿不死小队长，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管理员（指食堂管理员）。在一九六零年，凡是大、小队干部家，基本上都没有人饿死，凡是普通社员家，基本上家家都有人被饿死。如果有社员有意无意得罪了小队长，小队长就命令停他家的饭，这家人就算是死定了。有一段时间，我们村的食堂主要吃红薯干，管理员每顿拿几斤交给炊事员，捣碎之后煮一大锅汤，稠的沉到了锅底。社员端盆来打饭时，管理员如果看谁顺眼，就从下面捞一勺，稠的就多一些；如果不喜欢谁家，就从上面舀一勺，稠的就很少。社员把“稀饭”端回家之后，倒出上面的清汤，只能剩下半碗或大半碗稠的，再加上野菜重煮一下，就是全家几口人的一顿饭。到后来，许多食堂就干脆停伙了，农民只好吃野菜和树叶。

据说东北的兴凯湖劳改农场在困难时期有一项“研究成果”：一个人只要不干活儿，躺着不动，每天吃三两八钱的玉米面就可以饿不死。这是保证人活命的最低标准了，而许多中国农民在一九六零年能吃到嘴的粮食远远低于这个标准，怎能不被饿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