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安徽省某县是大饥荒的重灾区，全县农民被饿死1/4左右。本人的家族成员和主要亲戚被饿死1/3左右。那时我有幸上了中学，在学校里可以吃个半饱，总算捡了一条命。我有一些童年的伙伴，由于没有上中学，在家里就被活活饿死了。当时在我们的中学里也充满了悲哀的气氛，因为每隔三两天就有乡下来人找某某同学，说他家里谁谁饿死了，于是这个同学匆忙赶回家，几天后再回来时腰里系了一条白布带（孝布）。那时我们每天中午的午饭是一个红薯面窝窝头，大约有3两，有的同学吃一半留一半，等到星期天带回家给家里人吃。后来我也学着这样做。……那些痛苦的往事简直不堪回首。若干年前我回到中学母校时对校长说：××中学最值得我们感恩的是，她在六零年救了几百个农村学生的命。

有人说，如果全国饿死3600万（杨继绳推算的数字），那么平均每17个人就有一个被饿死，我们的家人以及亲戚、朋友等社会关系远远不止17个人，可是没有听说谁饿死了。还有人说，我的家乡也是农村，可是我们那里并没有饿死人。我可以告诉你们，在大饥荒时期，全国各地的情况很不相同，饿死人的现象并不是均匀分布的。哪个省、地、县的第一书记最左，最无人性，执行毛泽东的政策最卖力，把农民的粮食搜刮得最彻底，那个省、地、县饿死的人就最多；反之，哪个地方的第一书记不是很左，还有点人性，那个地方饿死的人就比较少，或者基本没有饿死人。四川的李井泉、安徽的曾希圣、河南的吴芝圃、山东的舒同、贵州的周林和甘肃的张仲良这几个省委书记，都是毛泽东的忠实走狗，在庐山会议上攻击彭德怀最卖力，在1959年秋后搜刮农民的粮食最凶狠，所以这几个省饿死农民最多。这6个省饿死的人数占全国饿死人总数的2/3左右。比如甘肃省和陕西省比邻，前者饿死人很多，后者饿死人较少，许多甘肃的农民逃荒到陕西就得到了活命。在每个省内，各地区、各县饿死人的比例也很不相同。所以你们那个地方没有饿死人，并不能说明其它地方没有饿死人。就连毛泽东的家乡湖南省也饿死了100万左右，韶山冲也未能幸免。

还有的年轻人说，农民是生产粮食的，手中有粮食怎么会挨饿呢？如果真的挨饿，为什么不跑出去要饭吃呢？这正是我后面要回答的问题。

现在的年轻人对毛时代的残酷统治很不了解，也很难理解。毛泽东时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这个斯大林加秦始皇式的暴君，一心想证明自己是世界上和历史上最伟大的人，于是不停地折腾，老想创造奇迹，实际上是头脑发烧、异想天开、胡乱指挥，可是却无人能够阻拦。“反右”运动以后，党外人士再无人敢对共产党提出批评和建议；整倒彭德怀之后，党内高官也无人敢对毛泽东说半个“不”字。不受制约的权力使一个天才变成了傻瓜和疯子。

中国到底为什么会发生大饥荒？有人说是因为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此话虽然不错，但是过于笼统，使人一头雾水。人民公社制度确实是使农民极端贫困的根源，可是从1961年到1980年，人民公社仍然存在，农民虽然仍过着农奴般的苦日子，但是基本上没有再发生大规模饿死人的事件。为什么饿死人的恶性事件在全国都集中发生在1960年前后？那是因为毛泽东制定的四项恶政在1959年开始集中起作用造成的。可谓雪上加霜，悲惨至极。

毛泽东亲自制定和强力推行的四项恶政，是造成农民大量饿死的主要原因：

一、浮夸风导致的高指标、高征购，将农村生产队的粮食收缴一空

在毛时代，党中央和毛泽东定下的高指标逼迫下面的干部必须虚报产量，虚报得越多越能得到表扬和提升，报得少的就要受到批判、斗争和惩罚。毛泽东喜欢看到粮食产量不断创造新纪录，于是《人民日报》上就“捷报”频传。钱学森火上加油，在报上撰文说根据光合作用分析，粮食亩产可以达到20万斤。毛泽东看后深受鼓舞，完全相信《人民日报》上不断刷新的离奇的高产喜报，并亲自把1959年的全国粮食征购任务定为1100亿斤的超高指标，并分解到各省。据说后来田家英（毛的秘书）问毛泽东，你也是农民出身，怎么能相信亩产万斤呢？毛说：我是听信了大科学家的话。可见钱学森的文章影响了毛泽东的思维和决策，助纣为虐，加重了灾难。可是钱某人至死也没有向中国农民说过半句道歉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