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发生在65年前的大饥荒，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悲惨的人造灾难。可是其真相至今还被掩盖着。在1978年12月的11届3中全会之后，暴君毛泽东被拉下了神坛，八十年代出现了“建国”以来所没有过的思想解放和言论自由的黄金10年。在这期间，许多民间学者对六十年代的大饥荒做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写出了很多很有价值的文章和书籍，使很多中国人对大饥荒有了正确的了解和认识。可是随着毛泽东悄悄地走回神坛，特别是最近10多年，对大饥荒的研究成了禁区，有关的书籍、文章都被禁止刊登，使得大部分50岁以下的中青年人对惨绝人寰的大饥荒一无所知。这种情况引起了我的极大忧虑：等我们这些亲历者老去之后，这段重要历史很可能就被彻底地掩埋。所以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承担起揭露、分析、传播和答疑的任务。

其实我的这篇文章从二十年前就开始写了，其后经过多次修改和补充。我写此文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叙述大饥荒的历史事实（这已经有很多人做了很好的工作），而是为了分析大饥荒发生的主要原因。这方面的文章很少，分析得全面、准确的更少，就连著名的大饥荒研究者杨继绳也没有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大部分人都认为发生大饥荒的原因是大跃进和浮夸风，这虽然没有说错，但是说得太笼统，缺乏说服力。我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最近几十年的分析、研究，首次提出造成大饥荒的主要原因是毛泽东强力推行的四项恶政。希望本文对当代和后代的中国人正确认识1960年代大饥荒能有所启发和帮助。也希望能够为被活活饿死的我的亲人、乡亲以及数千万中国农民伸冤，使他们能够瞑目。

我认为，在中国当政者正式承认大饥荒的真相并作出真诚谢罪之前，我们应该年年讲，月月讲，否则他们就会真的以为人民把这件事情忘掉了。

本文篇幅略长，但内容翔实，请耐心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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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年前的春天，在中国广阔的大地上，阴风怒号、饿鬼哀鸣，大量的农民被活活地饿死，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为的大惨剧，使1960年成为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然而65年过去了，真相仍然被掩盖着，许多中国人（特别是城市人和中青年人）并不知道在近代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人间惨剧；有些人虽然听说过但半信半疑；还有一种人出于维护专制暴君的卑劣动机，竭力否认六十年代大饥荒饿死过很多人的铁的事实。最近四十多年来许多有良知的记者、作家、历史学者和普通民众通过资料搜集和实地调查，写出了很多很有价值的文章和书籍，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我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本人作为大饥荒的亲历者和幸存者，有责任向不明真相的国人以及后代谈谈自己对大饥荒的了解和认识，为历史留下存照，同时也解答一些人的疑问。

提起“大饥荒”，人们一般会想到“三年困难时期”，这两种说法既是一回事，又不是一回事。“三年困难时期”是指1959至1961年，全国范围（包括城市）都严重缺粮，全国人民都严重地饿肚子。而“大饥荒”一词则是在八十年代由民间历史学者提出来的，它特指在这三年当中有大量农民被饿死这一严重事件。其实准确说来，被饿死的农民大部分死在1959年11月底（秋收结束后一个多月）到1960年5月底（麦收之前）的半年之内，死人最多的是3、4、5三个月，也就是1960年的春天。有一位四川作家回忆文章的题目就叫做《麦苗青菜花黄》，就是指在这个季节里发生的惨剧。从本人家乡的情况来说，在这半年的时间段之外，很少有人被饿死。所以我们家乡的农民提起这一段饿死人的历史都说“六零年”。当然有些省、县在1959年和1961年也有饿死人的情况发生。如果按照有些学者推算的全国饿死三千多万的数字，那么在这半年之内平均每天饿死农民达16万之多，这是一幅多么悲惨的景象，它比历史上发生的任何战争都要残酷。可是它发生在和平时期，数千万农民惨死在不带血的屠刀（毛泽东的恶政）之下。

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完全是当政者为了推脱罪责编造的谎言。有气象资料表明，在这三年当中全国根本就没有大范围的自然灾害，跟其它年份的情况相当。我的家乡也没有大的自然灾害，虽然由于“大炼钢铁”运动造成粮食大减产（因为很多青壮年农民被抽调去“大炼钢铁”），但所收的粮食也足以保证不会饿死一个人（假设这些粮食没有被政府全部抢走的话）。至于说由于“苏联逼债”，更是子虚乌有。许多学者用历史资料证明，当年苏联不但没有逼债，还主动提出借粮食给中国，但是被毛泽东拒绝了。用近年来的流行话语来说，是毛泽东和中宣部在玩“甩锅”——对内甩给老天爷，对外甩给苏联。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大饥荒的呢？用刘少奇的话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这还是给毛泽东留了面子。其实真实的情况应该是百分之百的人祸，罪魁祸首就是一手遮天的毛暴君。

赵紫阳说：“我们党是从来不认错的，实在说不过去了，就找替罪羊，将错误都推到他们身上，如林彪，四人帮。找不到替罪羊就说是自然灾害，如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纯粹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错误。”

“非正常死亡”一词是1961年至1962年间各级政府根据中央（主要是刘少奇等人）的指示统计饿死人情况时使用的，目的是为了淡化事件的严重性，因为“饿死”一词太刺眼，说明当政者的罪孽太深重了。如今有些学者也经常使用这个含义模糊的词，就显得太不严谨、不敢面对事实了。在大饥荒中死去的农民，99%是被饿死的，还有少量是被打死的，哪有什么其它的“非正常死亡”？饿死的就应该说是饿死的，什么“非正常死亡”？我最反感这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