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那时已秀才云集。全省各地各州的写作班子全都开进省委一号大院安营扎寨，具体地点是原省委幼儿园。“文革”时期，大学尚且停办，幼儿园当然不能幸免。原来小孩们的午睡室游戏室全成了笔杆子的寝室兼接待室创作室。全省的秀才“枪手”们一个个在此摩拳擦掌，挑灯夜战，大有“人人握灵蛇之珠，家家抱荆山之玉”之概。

没承想那年月，果真是英雄辈出，天外有天山外有山。与兄弟专州相比，我们很快发现保山推出的那些“新奇特”不过是些“小儿科”而已。开始，保山地区革委会领队、军代表高西明明确把何米娃定为“一号种子”，自始至终亲自督办。可到了省城一看，傻眼了！光是一个红河州，盲人典型就坐了两桌。有几位原来还是算命先生，口齿极其利落，只消把算命言词稍加变体，马上就成了“闪光语言”。“讲用会”上的手式也基本沿用算命经典动作：食指、无名指和小指曲如兰花，而大指、中指则掐个不停，口中念念有词曰：“私字不断，必有后患；私字不倒，江山难保……”——那时毛泽东最著名的最高指示就是“要斗私批修”。更奇的是，各地各州上报的材料甚至题目都“英雄所见略同”，如为盲人，题目均为“没有双眼，也要读毛主席的书”；聋哑人则为“没有双耳，也要听毛主席的话”；跛足者却是“没有双脚，也要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飞奔”。

当时负责总揽“学代会”材料的军代表、省革委政工组新闻组组长叫李长明，他一看这般景况，不免大为光火，于是发下话来。其意概为：健全人就学不好毛泽东思想么？接着下令残疾选手一律不得出线——至此，秀才们在昆明拼杀多日，最后各败俱伤，无功而返。

与此同时发生的是，此次“学代会”有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典型竟然兵不血刃，轻而易举便拔了头筹。一个是玉溪烟厂（当为今天的红塔集团）代表李莉，七岁。另一个是江城县傣族老太太（傣语叫老咪涛），名字已不详，九十七岁。一老一小被记者们弄一块儿拍下一张“老少配”：年龄悬殊高达九十岁的俩代表共同学习伟大领袖著作合影相，还上了《人民画报》，直教笔杆子们艳羡不已。

此结果，也为云南省的第二次“学代会”埋下了伏笔。

所谓伏笔，就是说，一年后筹备全省盛会时节，大伙儿心里就明白了：要用残疾人出风头万万不可。而代表年龄却大有潜力可挖。自然，要找出比“老咪涛”年龄更大者，空间已经很小，而要小于李莉，余地则大大的有。各地州上报的小代表之最，仅三岁有余，其荒唐自然不亚于上一届的盲人称雄，最后理所当然又被克了一通。最后只在诸多老少典型中保留一例，并且上了讲台参加表演——弥渡县还是什么县（记不清了）的祖孙三代同堂讲用。“三代红”这个创意绝对一流，只是正式表演时出了点洋相：小娃娃在台上一直坐立不安。动得太厉害，工作人员觉得不管不行了，这才悄悄上去一问：原来小娃娃没见过大世面，一上台就尿急，那当儿已忍无可忍——大会只好休息片刻。

必须补充说明，第一次“学代会”笔者虽无上佳表现，但工作之勤恳仍莫名其妙被相关首长相中，也就莫名其妙调到首长那儿当起了秘书。第二次“学代会”召开，我就已不是以地区写手名义参与竞争，而是以秘书身份前往调研了。这就有可能了解到一些内部情况。这些内部情况同样饶有兴趣，不记可惜。

印象很深的一件，就是前面说过的抗拒先进、压根儿就不想在此荒唐闹剧中浪费表情的故事。故事主人公名叫刘维路。

刘维路，瑞丽县民族贸易公司经理。一说经理，你准以为很风光的差事，想到油头粉面西装革履之类。刘维路可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瑞丽县真正是地处西南边陲，由昆明下去当时还需要整整六天车程。那时的瑞丽县之荒僻冷落就和内地的普通乡镇等同，可用“一条马路走通头，七个机关八栋楼”。民贸公司不过就是其中一座普普通通的两层楼房而已。刘维路一望而灰头土脸，用“萎岁”二字形容绝不过分，但刘的来历却十分了得：老红军。而且是毛泽东名著“老三篇”之一《为人民服务》主角张思德的生前战友！仅此一点显赫就足以吓你一跳。可惜老革命文化太低，人又太过厚道，绝对无意官场行走，所以虽有如此这般历史，解放初一旦转业来此，就只能数十年如一日，在小小边疆县民贸公司做一个小小的“弼马温”。

刘维路默默无闻埋没多年，不知为何到筹备二届全省“学代会”时突然被人慧眼识宝，这很像马王堆汉墓或秦皇陵兵马俑沉睡多年而一朝重见天日一般，顿时在业内引起巨大轰动：如此重量级人物——完全可以想象，如果延安当年，窑洞垮塌时压死的不是张思德，那么“三个光辉形象”中的一位（另外两位是白求恩和老愚公）完全就可能被刘维路取而代之——不树为省级典型而何？

为了隆重推出如此重大成果，瑞丽县自然派出豪华阵容撰写讲用材料。执笔者为现云南省文联副主席、当年的四川大学中文系高材生、县中语文教师刘鸿渝。为了完成如此光荣、重大的政治任务，刘老师昼夜跟踪老红军，甚至不惜给他铺床叠被、打洗脸水洗脚水。如此谦恭卑微甚而至于低三下四，皆为一个目的，希望老红军能配合默契，把他灵魂深处最为闪光的亮点悉数抖擞出来，好让秀才妙笔生花。

可惜事与愿违，不管刘老师如何低三下四，刘红军就是不予配合。不但不配合，而且对已经成文的“动人事迹”也经常“翻供”，搞得刘老师叫苦不迭又无可奈何。原文已经写好老红军学毛著亮点事迹之一是他老婆有一回闹情绪，嫌工资低了，拒绝上班，后来老红军就举办“家庭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老两口“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刘老师所撰典型材料如是说——重点学习毛主席光辉著作《为人民服务》，对照张思德的崇高品质，比比自己所作所为，老婆子茅塞顿开，思想问题迎刃而解，高高兴兴上班去也。原稿送审，领导认为还不够生动具体，要刘老师继续找刘红军“挖思想”、“查亮点”，尤其注意挖掘“闪光语言”，说清家庭学习班上他和老婆到底有过何种思想交锋？特别注意其在对照张思德光辉形象、做老婆思想工作让其上班，此过程中有何生动、新鲜之细节云。本来，事情做到前面那一步，刘老师可说已费尽了移山之力。领导还说不行，那就只好又找红军配合吧。谁知老红军早已被这套作派折腾得忍无可忍，几句话就把老师打懵了。红军说：我何时和老婆共同学习过《为人民服务》？老师问：那你对她说些什么呢？红军答：我就告诉她，我工资这么高，还不够你花吗？闹什么情绪，你给老子上班去吧！她这就去了。

让刘老师遭受毁灭性打击的是老红军最后、在最要命的关键事迹上翻了“供”。

领导要求刘老师重点挖掘刘红军在延安现场亲耳聆听伟大领袖毛主席做《为人民服务》报告时，心情是如何之激动。这一回，红军的回答让刘老师的经营数月的典型材料整个儿遭遇了灭顶之灾。事实上，云南省第二次“学代会”确实让刘维路上了主席台，但他的先进事迹材料的确平平淡淡，无法引起轰动，最后只好彻底放弃。老红军对此一问题的回答是这样的：毛主席做报告那天我去是去了，听是听了，可我只听了一会儿就走了。你问为什么？我觉得一点也不好听。

要说二次“学代会”的奇人奇事，当然还有别的。比如死人。有一来自昭通山区的农业学大寨先进分子，一看昆明城“寨子”这么大，滇池“围海造田”工程如此宏伟，太激动，觉得“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以为自己成绩渺小，实在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党，这就疯了。他住在云南大学，出门就看见翠湖。冬天，翠湖波平如镜——事后精神医生分析，说他肯定误认为是浩浩广场了——于是像大无畏的革命战士一般操着正步直行而去……还有一位代表，开大会时错喊一句口号，虽然谁也没有注意，可他觉得自己犯了弥天大罪，日日独躲私处，跪在领袖像下悔罪——即使这样，他仍觉得不足以赎罪于万一，只好一死以证明自己对领袖之忠诚不二——等他已从医学院的楼头跳将下来，死了，会议组织大家开展分析，这才有人想起这些天该代表确实行动怪异，又想起他好像确在某天大会中喊错了口号（虽然谁都没有注意到），又想起他确是把“打倒刘少奇”喊成了“打倒毛主席”……

著名共产主义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她的回忆录《斯大林时代》“序言”中有一段名言，其意概云：一个伟大的革命事业，每前进一步，都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除了有许多英雄战死疆场，还得有许多人冤枉而死。几十年过去了，如果可以把“学代会”上述殉道者们列入伟大革命事业的枉死者名单之中，从而让他们得到一丝儿毫无实际意义的宽慰，那么在当时，这些莫名其妙的死事（据说“学代会”的死者还不止于这两位）确把会务人员搞得非常尴尬。因为，正是这些冤魂给“不是小好”而且“越来越好”的革命“大好形势”抹了黑——为了消弭影响，理所当然就要严密封锁消息，让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正因为此，在撰写本文的时候，我想了很久，而且求证过许多当年的亲历者，谁都无法回忆起这些死者的名字，没法将他们记录下来。

这个荒唐的故事，只能这样遗憾地煞尾了。

（选自《温故》（之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