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闹到1968年，闹到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第一拨的权力分配已尘埃落定。此后，某些既得利益者为巩固权力，少不了要处心积虑表忠心、作政治秀。“学代会”遂成了政治秀的首选。
学代会，若干地方又称“积代会”，全名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另外还有叫“讲用会”的，具体解释则是“讲”“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经验交流会。云南省省级规模的“学代会”一共开过两次：1969年与1970年各一次。
云南省第一次“学代会”筹备时我尚在边疆供职，对参会人数不详。二次“学代会”时我已调至省级机关，情况便更清楚些。首长——云南省党政军一把手谭甫仁中将声言要开一个万人大会，事实确实就开出了一个万人大会。当是时也，少长咸集，高人满座，气势蔚为大观。那时大学已普遍停课，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昆明医学院，还包括昆明第一中学等多个学校校舍都成了大会代表驻地兼会场。“文革”时物资匮乏，全民营养严重不良，而此类会议的一道议程尤其鼓舞人心：全体代表放开肚量狂吃一顿云南美食——过桥米线。会议工作人员躬逢盛典，自然也不肯错失良机。那一回笔者正是在昆明师范学院大快朵颐的。是日走进校园，露天里一字儿摆开腾腾火炉。烈火烹油，红旗着锦，饕餮之声不绝于耳，让人想起梁山好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豪迈。
云南省的学代会两次都是11月举行的，而此前的十个月便是层层选秀，级级开会。先是生产队开，接着大队开，然后公社开，公社开完县上开，县上开完地区开……一直开向省城昆明。各级官员纷纷发动群众，深挖细找，务必推出典型并一炮走红之——就如当今社会搞足球联赛搞选美赛搞卡拉OK大奖赛，不捧出几个大腕明星绝不罢休。各级新生政权革委会大小官员绝对重视，绝对作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来抓紧抓死一抓到底。个中道理很明显：只要能在全省大会捧出一两个政治明星，而且打响了，那么，不仅明星本人可以出名且实惠，更重要的是，发现并推出此明星的领导必然也会因政治眼光敏锐独到而升迁有望。
关于“典型”本人的实惠，这儿可略作解释。比如由下乡知青而学代会先进典型者，很快可入党、可提干，继而至于回城等等。工人代表不存在回城问题，一登会门，自然也可入党，可“以工代干”或直接提干。农民情况和上述二者大同小异。试举一例：红河州女典型J某，举为省代表年方十八，一副伶牙俐齿生猛难当。事迹亮点之一，就是那一年家乡发地震，J从外地急急赶回，先不救人，而是心急火燎去废墟中把收音机扒将出来——据她的“讲用报告”说，她是想马上听北京的声音，让毛主席指挥战斗——仅此一端，她不仅当了代表，而且很快又当了×委常委。顺便说一句，民间对于她的事迹多有微词，说她见物不见人，救物不救人，皆因财迷心窍：那时全民生活水平低下，收音机所值不菲。还有一例：也是女典型，玉溪农妇Z某，新婚初嫁，正遇伟大领袖号召“备战、备荒”，“要准备打仗”。新妇本是俭省人，在婆家做饭浆洗精打细算，为预防吃了上顿没下顿，新妇每天做饭淘米总要悄悄抓米一把私匿他处，久而久之竟攒下了“备荒粮”数十斤——此事不知如何被省领导发现，马上号召云南全民学习，开展“一把米”活动，用实际行动落实“最高指示”。Z某一旦为成学毛著典型——当时任何成果理论上均为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很快和J一样被提拔至省级机关，当了××委常委——关于此举，省委办公厅一个同事就颇多歧议，还在新妇大受表彰之会场，他就悻悻地私下对我说了：不过就攒了几十斤米么，就搞个常委当当。我已攒了几十斤粮票呢，怎不见谁来提拔我？
必须说明，绝大多数工农代表绝对忠诚老实，他们当代表上省城完全是为人作嫁。先进典型这个头衔到底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或者害处，他们浑然不知。更有甚者，有人干脆偏偏就不吃这一套，现成先进放在那儿让他当他也不愿当——我在采访中就遇到过此类不进油盐的“政治傻冒”。
那回我被派到陇川县抓典型，行前领导有招呼在先，说那儿北京知青多，一定要我深挖细找，务必从中抓出一两个明星以壮知青胆气。我去了，首先找农场“知青办”调阅材料，又按图索骥，将积极分子悉数请来座谈，结果却大失所望。任你巧舌如簧，百般煽动，他们就是死活不动笔，后来一个个索性借故开溜——只有两人留了下来，写了。一个叫葛云彦，北京某剧团职员之子；一个叫马艳玲，记不起出身如何，反正也是个平民闺秀就是了。这二人规规矩矩写了，总结材料经我润色加工，报上去，结果被评了县级先进，不久，五一大节，还被选派昆明观礼，后来还真调回了北京。至于那几个“傻冒”为何不写？后来查了，原来全是高干子女，反正等到爹妈一解放，他们也就跟着荣归京城，稀罕你土得掉渣的云南佬来恩典吗？他们压根儿就不想浪费表情！还有更为精彩的抗拒先进的故事，留待后面再说。
现在还是先说第一次“学代会”。
筹备第一次“学代会”时我还在保山专区宣传组供职。为了抓好典型，专区革委会事前就精心组织了写作班子。机关干部、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凡听说有点儿写作能力的，统统调革委会集中试用。保山蛮荒野地，笔杆子紧缺，我好不容易才在专区医院物色了一个医生——名唤廉蔼明，他是上海支边人员，跟我跑了几天，好人一个，就是写作水平差强人意，只好换上一个替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生胡乎亭。写作水平自然很高了，皆因1957年领了右派衔，一般人对他避而远之。俗话说：河里无鱼虾也贵。为了完成任务，我也就顾不得什么右派左派了，带他一起奔了边疆。当时正批判“边疆特殊论”、“民族落后论”，德宏自治州被撤消，保山专区辖十个县一个镇，宣传组领导遂决定兵分两路寻找典型。军代表及另一位干部走西路，我和胡走东路，负责潞西、畹町、瑞丽、陇川诸县。
边疆民风古朴，学习毛著尤其虔诚。试举一例：瑞丽县水电工人段庆林一人独守山顶压力前池，数年如一日，凭着一本小学生字典，竟然把毛泽东雄文四卷悉数通读，而且还歪歪扭扭写了几大本笔记（按：当时边疆小县多无电网，各县城都由小水电供电。电站压力前池蓄水一日，到了晚间即可供电三四小时。段兄就是被电站领导派去山头驻守水池并负责管理二十多公里绕山沟渠的）。我记得他日记中最为精彩的一则是：某夜发电结束，段正在梦中高卧，突然风雨大作，雷电交加。大梦惊醒，段首先想到如此风雨万一冲塌了水渠沟塝，蓄水不成，明日何能发电？发电不成，电灯不亮，全县百姓如何看得主席著作？收音机无电不响，如何听得主席声音？想到此节，他已睡意全无，腾身而起，匆匆忙忙便向门外奔去。就在此时，最要命的事情发生了：远远黑暗之中，飒飒密雨之下，一庞然大物横卧路上，一对铜铃大眼灼灼放明，一张血盆大口喘喘有声——是豹子！段遂裹足，并马上开展思想斗争，他立即“想起了毛主席的伟大教导”——段同志的日记如是写——“‘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日记写道，一想到此，他便浑身充满无穷力量，于是大摇大摆走将过去“豹子看见我耀武扬威的样子”——我记得日记如是写——“便夹着尾巴跑掉了”。
这段日记让人忍俊不禁，我遂问：“你看见的明明是个真正的豹子，你怎么会想起纸老虎呢？”
段憨厚一笑，回答真诚而肯定：“当时我想到的就是这段语录。”接下来还有更奇的。
上面说了，水电站段师傅对工作任劳任怨，一门心思保证供电，别弄得黑灯瞎火大家学不成雄文四卷。他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人、尤其是还有一种先进典型学毛选时压根儿就不需要电灯呢——因为他们是盲人。这类典型学习毛著完全是跟着别人来，外师听觉，中得心源，继而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最终修成正果。陇川县“一号种子”梅迪就是其中之一。
梅迪，陇川县朋生生产队社员，景颇族老太太。为了写出有分量的材料，我在她家里住了整整一周。我必须老老实实承认，景颇族人民的热情好客，他们的诚挚厚道、勤劳朴实让人至今感念于怀。我强调这一点正是要说明，让这样一个憨厚朴质的民族参与这场闹剧是多么荒唐甚至残酷。我在梅家“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周，当然知道她压根儿说汉话都非常困难。说汉话如此困难却能用汉语熟练背诵毛主席语录，甚至能把毛泽东的“老三篇”甚至中共九大刚刚通过的新党章倒背如流，使我此后再看其他典型简直就有点“曾经沧海”的感觉。正因为如此，公社就让她走村串寨，像表演特异功能一样到处表演背书功夫。有趣的是，同样一篇文章，她的诵文一会儿昆明话，另一段又来四川话，再一段又来北京话——后来问清楚了，她的本领全是从来此插队的知青那儿学来。跟着昆明知青就学昆明话，跟着北京知青就学北京话，跟着四川知青就学四川话。至于雄文所言何事，她自然不甚了了，甚至不知所云。
一个景颇族老太太，能做到如此，不管懂不懂伟大领袖所教何物，仅凭这等惊人记忆力，你就不能不服她。
中国形容人之走运，有一句话叫“走路遇到财神，睡觉梦见周公”。那段时间我就有点那个意思，走到哪儿都遇到激动人心的高人。刚刚被梅迪感动着，很快我又遇到了另一个盲人，而且也是景颇族，汉文名何米娃，中年男子，潞西县遮放区拱瓦公社社员。他的背书功夫虽不如梅迪，但其他事迹却有过之而无不及。何的眼睛是在“大跃进”期间修水库时炸瞎的。一接触到他，我马上就想送他一个称号，“中国的保尔·柯察金”。但立即想到，当时中苏之间正剑拔弩张，势同水火，这名号大有修正主义之嫌，遂打消了这个念头，文章最后定名为“景颇山上的雄鹰”之类什么的。我在拱瓦山和英雄“三同”半月，接着便带着文章踌躇满志直奔昆明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