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消除人们的顾虑——扒坟是伤天害理的事，老百姓们不愿轻易干，于是打出了一个旗号“破除封建迷信”。干部们动员说，能够立牌坊、立石碑、用砖头圈墓的，不是大官，就是地主老财。他们是封建地主阶级，应当把他们彻底打倒，这是破除封建迷信。于是，一座座精美的石牌坊被拆除，一个个高大的石碑被砸碎，一座座保存了上百年的古墓被挖开。当时老百姓们编了个顺口溜：“唐朝的庙，宋朝的塔，共产党来了胡乱扒。”

我们这些小学生们也加入了“破除封建迷信”的行列，具体任务是扛棺材板，搬运碎石碑和砖头，有时还负责烧石灰。方法是：在沟边挖一个大洞，上边留个出烟口。棺材板、柴火放在最底层，碎石碑放在上面。点上火，浸透了油漆的棺材板立即燃烧起来。一天工夫，碧青碧青的石碑、牌坊碎块，就变成了雪白的石灰。

我亲眼目睹过扒古坟的一幕。

我们学校所在村庄的附近有一座古墓，据说埋的是清朝的一个五品官。坟很高大，坟前立着一个一丈多高的青石大碑，坟旁栽了许多柏树，长得高大阴森，平时一两个人不敢进这座坟地。

1958年初冬的一天，民兵营长带领一群人，来扒这座坟了。他们先把石碑放倒、砸烂，然后扒坟。20多人干了一上午，才把墓墙打开。老师通知大家下午去坟上搬东西。我们赶到那里时，紫红的棺材已经露出来了，民兵营长手提一把七八斤的开山大斧，站在棺材顶上，连劈了十几下，才将棺材劈开。

当棺材顶盖被揭开时，人们一下子惊呆了！棺材里躺着一个白胡子老头，脸皮黑干，双目深陷，张着嘴巴，黑洞洞的。民兵营长用一个粪耙子卡着那个老头的脖子，“嗨”地一声，把老头拉起来，拖出棺材，扔在地上。

这时民兵营长已累得气喘吁吁，别人又抡起大斧，将棺材彻底劈碎。老师命令我们赶快动手，同学们不敢怠慢，搬砖的搬砖，抬棺材板的抬棺材板，一路小跑，将这些东西运到指定地点。

搬坟上的东西时，大家谁也不嫌脏。潮湿的墓砖，我们都是用双手托在胸前走的，每人搬三四块。潮湿的棺材板，大的两人抬一块，小的一人扛一块，闻着它发出的怪味，既不害怕，也不恶心，一心想着多搬快跑。因为要是落下“偷懒”、“右倾”的名声，丢人就大了。

至于那具干尸，在露天里晒了两天之后，身上的衣服化成了碎片，自动脱落了，只剩下一具黑乎乎的骷髅。他的后代族人把他放进原来的墓坑里，盖了一层干草，悄悄地掩埋了。一座保存了上百年的古墓，就这样消失了。

惊心动魄的“帮助”方式——辩论

1958年，我们那里流行一种奇特的“帮助落后人的”方式——辩论。这不是一般正常的辩论，是不折不扣的武斗，是强者对弱者肉体的摧残和人格的侮辱，其场面之残忍，令人目不忍睹。

所谓“落后人”，是说了“落后话”或发了几句牢骚的人，比如说过“干活太重”、“光吃红薯”、“大炼钢铁砍树太多”等等；或者偷吃了地里一个萝卜、一把花生，这些事如果被干部们发现，或被别人报告，这个人就是“右倾落后分子”了，就要被“辩论”、被“帮助”。

“辩论”的具体形式，我见到的有以下几种：

一是“推他”。“推”之前，干部们先找骨干或勇敢分子们开小会布置，点明辩论对象，然后开大会。干部们讲了某某人的落后表现后，一声断喝：“某某某站出来！”被点名的人站到会场中央，推手们立即围了上去。辩论主持人一声令下，周围的人们就把这个“落后分子”猛推起来。被推者常常被推得东倒西歪，倒在地上，被勒令爬起来再推。在现场的人们，不论是“推手”还是被推者，都是多年的乡亲，或几十年的伙伴，甚至是本家本族的人，此时却成了仇人一般。

干部们见推得差不多了，才发话结束这场“辩论”。一般每次辩论，只推一个人，这样可以经常开辩论会，做到“常流水，不断线；反右倾，不间断”。

二是“挂箩头”。箩头是用荆条编成的筐，用以装粪运土。辩论时，在箩头里装上土或碎砖头，约20来斤，挂在被辩论者的脖子上。此方式多对已婚的女性施行，挂箩头时，可以让她站着，也可以让她同时跪在碎砖头上。

我们村有一位军人家属，丈夫当兵在部队，当时她约20多岁，一人独居。她娘家是小破落地主，她便成了地主子女。队干部想占她的便宜，她不从，队干部就说她“讲了落后话”、“干活懒”，决定开大会辩论她。给她脖子上挂箩头，还让她跪在碎砖头上。这位军人家属曾上吊自杀，幸被邻居救下。

被辩论的妇女多时，队干部就让她们互打耳光，互吐唾沫，互相骂“你不要脸”、“像坏女人”等。

三是抵架。这是一种最惨烈的辩论形式。多在公社或大队等较大场合进行。每次选出本公社或本大队两个典型的“右倾落后分子”，让他们在群众大会上“辩论”，即像牛羊那样抵架：二人相距七八步远，低头弯腰，主持人喊一声“抵”，二人即飞步向前，向对方奔去。只听“咚”的一声，两个人头撞在一起，力气小的往往倒地。但他必须立即爬起来，然后各自后退，重新再抵。直到二人中的一个实在爬不起来了，这场辩论才算告一段落。

当时我们公社有一个吃商品粮的国家干部老钱，30来岁，因同情“潘杨王”（潘复生、杨珏、王庭栋，当时是河南省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小集团”）被定为“严重右倾分子”，选作辩论的抵架手。老钱个子不高，身体也不算强壮，却在抵架中连连取胜，几乎没有失败过。事后有朋友问老钱，为啥你总能“赢”？老钱说：“人到那个地方，已经没脸没皮了，大不了一死。你横下一条心，猛冲过去，吃亏反而会小些。”这是多么令人心酸的“经验”啊！

几十年过去了，我曾不断想过，是什么力量能够把人性中最丑恶、最阴暗的东西呼唤出来？为什么要把隐藏在人的灵魂深处的野兽驱赶出来，让同类、同志、朋友、亲人之间互相残杀？也许这是个不容易说清楚的问题。

《炎黄春秋》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