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2006年，时间已经跨越了36个年头。在1970年“文革”的“一打三反”期间，知识分子中的受难群体，受到了生命中最为严酷的煎熬。
我是在这年被戴上手铐的，上厕所无法自理，还得让同号为我擦屁股，可谓丢掉了一切自尊；去了新疆劳改的老地下党员陈野，是在这一年接受赤脚走蒺藜狗子的惩处，满脚血痕累累之后，被吊在房梁上打，一直打到他蹿了稀屎汤子为止；也是地下党员的张沪这年在曲沃服了敌敌畏，想奔天堂而未果，棺材板都钉好了，她又从阴曹地府还阳了；老革命加老书生朱希，这一年在长治被判为死刑，而自己竟浑然不知，多亏林彪坠机温都尔汗，不然他将因反林彪而被枪决于晋阳大地……尽管，这几个都是右派群体中的不幸儿，但是对比起在这一年先后被以反革命罪处决的姚祖彝、王同竹、孙本乔、陆鲁山四个右派来说，还属幸运儿之例——因为不管前者承受了多么大的时代高压，但毕竟活了下来，笔者言及的四个老右，可谓悲情之最——他们在这一年被处决在南京的刑场，倒在了昔日雨花台烈士殉难的圣土，不仅增加了雨花台浓浓的血色，还给后来人带来一个无法回避的叩问：他们为什么会遭遇这般的噩运？
哭祖彝
记得，上个世纪的60年代之初在团河农场劳改时，我们曾被勒令修建一个“人工湖”，几百个赤背裸胸的老右，在方圆200多米的平地上挖土造湖。当时，精通英语的姚祖彝，负责为工地挑着水桶送水，并兼顾打扫驻地卫生。他虽年长我几岁，不仅身上没有老气，反而学生气十足。记得，挖湖人在劳动的间隙喝水时，我曾看见他躲在树阴之下，偷偷翻看外语辞典。那本书虽然很厚，但体积很小，可以随时装进口兜，以逃脱专政的视线。这在劳改队的大染缸中，称得上一奇：人都掉进井里了，耳朵还挂得住？倒是有苦中作乐的同类，拿一些儿童看读的连环画册打发日子。
为此，我曾问过他：“体力劳动加脑力劳动，你不累吗？”
他很清淡地回答：“现在读ABC，可以转移痛苦；我想总不能改造一辈子吧，外语这东西不比中文，一旦丢下就难再拾起来了。”
知识分子天生爱做梦，在姚祖彝身上，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除了这个与众不同的特点之外，在我的记忆里，他是一个多愁善感、悲天悯人的人。当时正值大饥饿年代的尾声，集中到这里的右派，一些没有家属探视的老右，在饥饿年代留下的饥饿后遗症，还像影子一样紧紧追随着他们。记得，钢铁学院来的大肚汉徐继和骨瘦如柴、当过人民教师的刘岳等每天收工之后，便围着伙房乱转，他们难以割舍胡吃海塞的积习，常常捡些菜帮、菜叶一类的东西往嘴里塞。
姚祖彝负责清洁卫生，这些被伙房扔出来的东西，属于他清理的范围，因而无法避免与他们发生接触。他先是用大道理劝阻这些肚饥的人，不要胡吃海塞，吃了不干不净的东西，得了病还得到公安医院……后来当他发现劝说失效之后，另一种人道情怀便油然而生：就借着打扫卫生的机会，把伙房摘下来当垃圾处理的菜帮和菜叶，用自来水洗净收藏起来，留给几个永不知什么叫饱的饥饿号充饥。
我和姚祖彝住的屋子，只有一墙之隔。在炎热的夏日，为躲避屋子里的闷热，晚饭大都端到院子里来吃，我看见他把自己分到的窝窝头，送给石油学院来的大肚汉刘士康吃。当刘推让时，姚祖彝说的理由是：我干的是往工地送水的活儿，比你们流汗少。有一天，我吃饭时与他坐在一起，他突然用勺子往我窝窝头上，抹上了一块黄黄的东西。我定睛细看，才发现那是一块黄油。我没有询问他何以会有这种高级营养品，在那个年代能吃上这人间罕见之物的，一定是家中非常富有之人。事实证明我的推论绝对正确，后来我知道这是他的家人，从南方邮寄到劳改队的。继而，我知道了他的老家在浙江，属于书香门出身，由于与我的家庭出身近似，彼此便有了更多的接触。
有一天，他挑着热开水到挖湖工地上时，还没有到劳动的休息时间。他放下水桶，就到工地上来挥锹挖土。当时正逢抬土的打擂比赛，看谁的肩膀最能负重。我刚刚压断了一根扁担，他就推开了我，并在筐绳中间插进去一条新扁担。由于在右派群体眼里，他并非正常的劳动力，几百双老右的视线，都投向了他的身上。很遗憾，他根本没能抬起那三四百斤重的泥筐；虽然他失败了，人们还是报以热烈的掌声。之所以如此，因为他并非劳动的正规军，能主动请缨来“力拔山兮”，足以证明他心中的火焰，并没熄灭。
当天晚上，我们坐在一个大炕上学习时，我向他耳语说：“你体力不行，今后千万别干力不从心的活儿。”
他小声回答说：“我常常这么想，应该多给国家添砖加瓦。但是我要声明一点，绝不是出于赎罪之心，我们没有罪可赎，完全是对民族的一腔赤子之情。”
我相信他的真诚。后来我们被分散到各个劳改队去了，他基于满腔热血，在新疆劳改单位来人，动员无家室牵累的人去新疆开垦边疆时，应征到西北边陲去了。我和他再也没有相见之机缘，但他对我倾吐的肺腑之言，我始终牢记于心，这样一个清纯诚实的学子，被划成右派已然是时代的悲剧，到了1970年，怎么会被拉向了死亡的刑场呢？！
在30多个年头之后，有一天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在北京西山脚下的一个公寓，碰到了中国文化部原电影局局长、诗人石方禹和他的夫人卢粹持女士，他们夫妇俩昔日也是从燕京大学毕业出来的学生。他们曾读了我的《走向混沌》，在谈起这部书的时候，便谈起了姚祖彝的死，尽管书中只是一笔带过，但这两个燕大校友，都为之感叹不已。方禹夫妇当时虽然和他并不是一个系，但姚祖彝其人，他们还是知其一二的，他当时给方禹夫妇留下的印象，是个清高而正派的学子——为了让我知道他更多的情况，石方禹的夫人，还特意用快递给我送来燕京大学校友纪念专刊。校刊封面印有“雄哉！壮哉！燕京大学”题字和校园内未名湖畔林木森森的图片，其中在有关姚祖彝的条幅里，留下如是的几行文字：“姚祖彝，浙江余杭人，1927年生，1946年入学，1950年毕业于经济系。曾在1949——1950年上半年任燕京大学学生会副主席。参加工作后，历尽艰难，终于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含恨逝世。殁年不详。”在简介之前，还印有一张姚祖彝风华正茂时的半身照片：他身着深色西装，眉宇之间飞溢出一股英爽之气。他两眼的目光，没有射向天空，而是向下凝望。难道这个时候，心怀报国之志的他，就在寻觅地狱之门？抑或是冥冥中的地狱之神，在预示着他并不美好的未来呢？
北京城是1948年冬解放的。姚祖彝在解放后，就担任了学生会副主席一职，这不是已然为他的青年时代定位了。如果不是对新中国的满腔热血，他当时是不会成为燕京大学学生会副主席的。他在燕京大学是学经济的，英语又是他的特长，可惜他生不逢时，赶上了中国历史的蛮荒年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像风中的树叶，完全没有自主生活的权利。
据难友告知，他是在他上海姐姐家中被抓走的。当时，虽然是“文革”的混乱年代，他也未能预料到这一走，就是与人世永别。因而，他当时还对他的姐姐说：“过些天，我再来看你！”呜呼！他就这么走上了死亡之旅。侥幸活过了那个年代的我，在21世纪的今天，向地下的亡魂志哀！
祭同竹
王同竹君的脸虽然不失为清秀，但眉宇间深藏着一种不可名状的悲楚。我和他有缘一度成为在劳改队中的难友，除了命运的近似之外，对文学的爱好，当了我们的“红娘”——他在众多右派同类中，是有过作品问世的。
远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我在北京日报当编辑、记者时，就知道了他的名字。当时，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要来华访问，报纸副刊要配发一篇有关这位铁血元帅在二战时的事迹。记得，在副刊召开编务会议的时候，负责翻译作品的老编辑，提出在编译局工作的王同竹的名字。不久，我在副刊上读到占了大半个版面的王同竹的译作《铁甲列车》（笔名王竹），当时觉得此人文笔流畅，是个才子型的译者，但是未曾谋面。我做梦也想不到1960年在大墙之内，我们同时成了同一个铁瓮之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