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威权主义”种子1983年左右开始在萧的心中萌芽，那时他正在研究共和时期的中国——这个国家第一次尝试民主的重大实验。1911年，中国最后一个王朝被推翻，随后进行了民主实验，萧教授的许多同龄人视其为一次灵感的源泉。但萧发现当时的情况完全是一团糟。“国民大会除了把事情搞砸以外什么也做不了，”萧告诉我。“各党派只会相互争斗，完全不顾国家的利益。”萧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缺乏实现民主的“软件系统”：公民社会、法治、政治谈判和妥协的文化。萧告诉我：“我并不是说从根本上反对西方民主。我个人非常羡慕美国和西方。”但他接着说，因为中国“缺乏那么多条件”，所以不可能改变制度。中国需要的是像最后一个皇帝那样的存在，打破暴政枷锁的人，通过法令召唤现代化。萧将民主反向推导回强人政治：“为了实现民主，必须有公民社会，”他告诉我。公民社会需要经济繁荣；经济繁荣需要政治稳定；而政治稳定“需要一个强人”。
1988年，萧在一场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了他的理论，“新威权主义”由此正式进入公共视野。这一观点遭到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抨击，他们指责萧将现状合理化，甚至认为他是把中国拉回到刚刚挣脱的旧体制。但他的理论似乎映射了邓小平的气质，尽管邓有改革家的倾向，但同时也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党内官僚。在他执政期间，这位被誉为务实改革者的领导人曾监禁民主墙活动人士，并将不受欢迎的外国思想斥为“精神污染”。1989年春天，学生们聚集在天安门广场，要求更多的政治自由。以文学评论家刘晓波为首的知识分子也加入了绝食抗议行动。邓小平宣布戒严，并批准了清场的最终命令。
萧告诉我，刘和示威者对当年6月4日的流血事件负有“相当大的责任”。那些绝食抗议者似乎感染了与世纪之交的改革派、红卫兵和戈尔巴乔夫相同的浪漫主义病毒。“新威权主义的头号敌人是激进自由主义。”他接着说，只有当激进自由主义者被“边缘化”后，中国社会才能稳定下来，并尝试政治自由。（刘晓波在监狱中度过了近十年后，于2017年因未获治疗的肝癌去世。）
在萧看来，如果像刘晓波这样的改革者将中国推向其难以承受的境地，那么美国进步派现在正在对美国做同样的事情。对萧来说，民主党、精英大学和西方企业董事会成了新的浪漫主义核心。开放边界忽视了文化同化的实际困难——正如他所说，这就像“将B型血混入一个A型血的身体”。在他看来，跨性别身份只是伪科学：“相信每个人都可以决定自己的性别——这是对人类经验的无视，”萧告诉我。萧似乎并不熟悉美国右翼的“激进主义”，从白人民族主义到QAnon组织。言外之意很明确：1989年，遏制激进派的人是邓小平；2024年，则是唐纳德·川普。
或许，威权主义重返美国的一个原因在于，这个国家的基本政治问题正开始与东方相似。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政治围绕着如何限制政府展开。而在共产主义世界，问题往往是如何重建政府，并将其从恶意操纵者手中拯救出来。赌注似乎更高。导致我们向东漂移的原因有很多：全球化的失败、技术进步的背叛、文化迷茫，以及那些从世界即将毁灭的恐慌中获利的煽动者。无论起因是什么，如今美国的内部冲突让人联想到萧和他的自由派对手为中国的未来而斗争的那个关键十年。
在经历了许多美国人认为一生中最重要的选举之后，埃隆·马斯克发誓要“删除”一个臃肿的政府。川普承诺要消灭一支深层阴谋家组成的军队，他称这些人是“内部的敌人”。民主规范和法治只是美国救赎之路上的挡风玻璃装饰。这种强调结果的做法对中国的威权主义者来说并不陌生。当我问萧为什么他认为川普会赢时，他告诉我：“人民不需要浪漫主义，他们需要的是绩效。民主党没有取得业绩，他们既没有确保边境安全，也没有改善经济状况。
尽管萧花了很多时间研究“激进自由派”的心态，但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却是他自己的心态。在八十年代的刘晓波身上，萧看到了带有红卫兵气息的浪漫主义。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位在天安门广场上为保护学生免受坦克碾轧而彻夜守候的和平民主变革倡导者，与暴力革命者有某种相似之处。当然，萧本人也是一位革命者——谁能比一位康复中的激进分子更能识别出另一个激进分子呢？如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观点其实大同小异。澳大利亚著名汉学家杰雷米·巴梅（Geremie Barmé）告诉我：“政治局就是一个红卫兵政治局。”他接着说：“中国依然生活在一个尚未治愈的深刻历史创伤中……而现在的领导人都是这种创伤的产物。这正是中国如此专制的原因。”
一个人不是天生而是后天炼成独裁者的。卡尔·施密特是二十世纪反自由主义思想的巨匠，他的理论源于他在魏玛共和国生活的个人经历。萧则受到了严复的启发，严复是亚当·斯密的翻译者和改革派知识分子，他在经历了中国的共和实验后，认为自己的民族“无法自我治理”。在美国，也有像彼得·蒂尔这样的例子，这位亿万富翁风险投资家在2009年的一篇文章中宣称，“我不再相信自由与民主是兼容的。”蒂尔将他反民主立场的转变归因于早期的失败：他在大学时与进步学生的“壕沟战”；以及金融危机后自由主义教条的边缘化。多年来，蒂尔向极右翼的转变与他的思想在主流社会日益被接受不谋而合。他如今是保守民族主义运动的最大资助者之一，是副总统当选人J·D·范斯的导师，同时也是像库尔蒂斯·雅尔文这样的“新反动主义”支持者，雅尔文崇尚新加坡和邓小平时代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
蒂尔和萧是截然不同的思想家，但这反而凸显了他们的共同点。他们都认为民主要么时机不成熟，要么已经过了鼎盛时期，因此转向强人政治，视其为一种解药。波士顿大学中国政治学教授约瑟夫·菲史密斯（Joseph Fewsmith）告诉我：“萧的问题在于，他试图回答国家如何从专制过渡到民主的问题，但他从未探讨如何避免陷入停滞。而现实正是如此。”当我问萧，中国的民主会是什么样子时，他说他还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这位所谓“民主软着陆”的倡导者最终并没有花太多时间设计一顶降落伞。
萧大半生都在宣称，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独裁者，而是他的自由派对手。萧是否正确，我们永远无从知晓。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刘晓波和他的改革派取得胜利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他们仍然活着，安然无恙，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被噤声或不幸丧生。我们的世界属于强人政治，决策越来越依赖于日益稀少的少数人的意志。在中国，萧的理论风险已成为现实——强人改变了策略。2009年，刘晓波因“颠覆国家政权”罪受审，他准备了一份声明，警告他的政治对手。这份声明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刘晓波写道：“敌对心态会毒害一个民族的精神。它将摧毁社会的宽容与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迈向自由与民主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