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1995年进入政府，并迅速晋升。他是习*近*平最亲密的顾问之一，也是习*近*平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出色设计师。萧在1988年的一次研讨会上提出了“新威权主义”概念，此后他作为上海的大学教授继续倡导这一理念，直到十年前退休。他关于民主是一种“无根政治”，与中国文化格格不入的论点，至今仍是中国主流思想之一。萧教授是否影响了共产党的方向，还是只是为党提供了理论依据，这很难说。但1988年，邓小平听取了另一位 中共领导人关于“新威权主义”的汇报，这位领导人将其描述为“政治强人稳定局势并发展经济”的模式。据说邓小平回应道：“这正是我所主张的”；他唯一的顾虑是这一概念需要重新包装。后来，随着中国经济腾飞，世界开始接受更多外交称谓——“国家资本主义”或更模糊的“中国模式”。

作为一名关注中国文化和政治的作家，我怀着不祥的预感目睹了美国开始表现出与长期主导中国的威权主义相似的迹象。二十一世纪的发展历程充满了宇宙般的讽刺：西方原本希望其对手变得更像自己，但结果却不可避免地变得更像对手。萧和他的盟友几十年前所宣扬的思想——强人的稳定力量和对文化传统的尊崇——似乎已经进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自由民主国家的控制中心。

在川普最近获胜后，我决定拜访萧。我想了解这位学者是如何帮助强人从历史的尘土中重现的，也想知道他对强人现状和未来可能的发展有何看法。令我惊讶的是，我发现他正在默默地应对自己思想带来的后果。萧有着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倾向——埃德蒙·伯克和迈克尔·奥克肖特对他的影响很大——但他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渐进主义者，梦想着中国能够实现“宪政民主”。他的理论是开明的统治，即威权政权先战胜“激进分子”，创造经济奇迹，最终将权力理想地交还给人民。他列举了台湾等已有的例子，台湾领导人蒋经国在1988年去世前拆解了自己的专制政权。萧并没有完全否认威权主义，他似乎也支持美国的新右翼。但随着民主在中国的直接前景几近消失，他的政治理念也从反应转向反思。萧告诉我，威权主义“有其自身的问题”。

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利用新获得的权力发起了一场反腐运动，萧对此表示支持。但此后，习*近*平废除了主席任期限制，摧毁了民间社会，并加强了对言论自由的压制。作为一名中国大陆学者，萧小心翼翼地避免表露自己对政权的看法。他转而谈论了他现在认为无法解决的“困境”。民主人士可能会将危险的思想引入社会——无论这些思想是否合法，都可能加速一个国家的灭亡。萧部分选择支持威权主义，因为他认为中国正朝着这个方向迅速发展。然而，“新威权主义领导人必须睿智，”萧略带恼怒地告诉我，“但他未必是。”一旦你把希望寄托在一个能实现正义的强人身上，换言之，他可能会走正义之路，也可能不会。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掌控了权力。

在一个阴霾密布的星期一晚上，我来到了萧和他的妻子居住的上海低层公寓楼。他是个精神矍铄的人，头发花白，刘海梳向一边。二十年来，他每天坚持高强度的锻炼——一百五十次深蹲和三百多次室内壁球或网球来回击打。在此期间，他一直在努力撰写一部厚达三卷的中国史，从古代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他希望能在2030年前完成）。萧对古典音乐有着浓烈的痴迷。他经常带领客人进入一间简朴的客厅，展示他花费数万美元购置的一套超大音响系统。（“这是我一生的积蓄，”他说。）在我拜访期间，我们聆听了德国小提琴家安妮-索菲·穆特（Anne-Sophie Mutter）演绎的《卡门幻想曲》，音量开的非常大，适合听力不佳的人。

在美国大选后的几天里，萧在他的博客上写了一篇文章，对选举结果的地缘政治影响发表了看法。他担心川普的孤立主义言论会导致一些中国人低估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从而增加“中美直接冲突的可能性”。然而，在我们的会面中，他也阐述了两国之间的相似之处。他告诉我，中国八十年代的新威权主义与今天的共和党有着共同的敌人，由“激进自由派”所推崇的“浪漫主义”。

萧用“浪漫主义”一词来描述这种受启蒙运动启发而产生的信念，即人类可以通过理性设计出理想的社会。他批评这种观点无视历史和经验——或者套用一句老话，“使完美成为现实可行的敌人。”萧生于1946年，在毛泽东思想下长大，亲眼目睹了这种空想治国之道带来的最恶劣后果。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萧刚刚高中毕业，在工厂工作。他没能考上大学，可能是因为怀有“资产阶级”的同情心——包括对西方哲学的热情——于是，他成为某机械厂的“工人造反派”领袖。但随着革命的深入，他自己也被批判为“修正主义者”，接下来的几年里，他都在工厂里从事最艰苦的劳动。

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不久，清算开始了。人们聚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附近的民主墙前，张贴呼吁自由和问责的诉求。知识分子呼吁“新启蒙”，1988年一部具有颠覆性的纪录片《河殇》将中国文明比作浑浊的黄河，需要“好好洗刷”。在一片否定过去的狂热中，萧看到历史正在重演。文化大革命坚定了他对自由现代性的信仰，但矛盾的是，它也让他对现代性的实际推动力量产生了本能的恐惧。受现代美国保守主义思想家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的影响，萧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大声疾呼：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