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让我们来细读两人在二○○一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的重要文章──“比较发展的殖民缘起：一个实证研究”（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这是他们两人一开始合作的重要里程碑，也是这一整支文献的重要起点。在这篇文章中，他们首先问道：

许多学者都已有共识，重视财产权保护、实施较少效率扭曲的政策，以及有较佳政治制度设计的国家，会借由将资源更有效率地投注在人力资源、实体资本和基础建设的改善上，持续的推动经济发展；而直接观察世界各国的资料，也的确可以发现“财产权保护指标”与“每人平均国民所得”之间的确是有正相关的。看起来理论与资料相互契合，结论也是我们所乐见的，那到底有什么好担心的？

然而任何一个训练有素的社会学家都会告诉你：“相关不等于因果”，财产权保护与国民所得的正相关“不代表”改善财产权就会增加经济成长。《苹果橘子经济学》中提到“警察越多的地方犯罪率越高”现象的讨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建立并维系一个好的财产权制度，是需要投入许多资源的（想像法院、警察以及各种典章制度所需的成本），因此制度与国民所得之间的正向关系，有可能只是富裕国家较有资源负担较佳的制度而已。另外，也有可能是这些国家在其他条件上的不同（比如说人民较为勤奋正直，或天然资源丰富），同时让制度变好以及所得增加所致。此即是所谓的反向因果关系（reversed causality）与遗漏变数（omitted variable），这两个问题如果不解决，那么上述的观察就只是虚假相关而已。

这就是经济学家所谓的“内生性问题”，而解决之道即是找到一个只会透过改变制度来影响国民所得的“工具变数”。读者可以想像，上帝站在地球仪前面替每个国家掷铜板，正面就给好制度，反面则反之，这样的随机实验就可以保证观察到的制度与所得的相关，一定是“因果”！现实世界中的确存在这类似上帝之手的工具变数，但是并不好找。两位作者最大贡献在于：他们以“欧洲移民在殖民地的死亡率”做为工具变数，成功的解决了内生性的问题。他们发现，在疟疾与黄热病越猖獗之处，由于欧洲人越难在该地移民扎根，因此越容易设计一个榨取式的殖民体系，将重心放在如何将殖民地资源提取为母国所用；反之若死亡率低，较易落地生根，因此也就较容易将母国较好的财产保护、分立制衡的制度移植过来。即使是在殖民地独立后，新兴起的本地政治菁英也会因为改变制度成本太大，或者是本来在殖民政权下就已经与原来制度发展出一套共生共利的关系，而直接接收原本制度，这种路径相依的特性，使得当时设立的制度持续存在，对今天的经济发展产生影响。而这里所谓的“殖民地死亡率”就是一个绝佳的工具变数！这篇文章十年来已经被引用超过六千次，其影响力可见一般。

同时，另一篇“西方为何让更多民众可以投票”（Why Did the West Extend the Franchise），则是从政治菁英和民众间的策略性互动，来研究投票权（民主）如何产生，以及其后果为何。这虽然是一篇相对复杂的数学模型论文，但是结论却是相对直觉：政治菁英之所以愿意开启政治改革释放权力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爱护人民，而是因为害怕社会不满情绪蔓延，造成动荡甚至革命，进而损及他们利益的缘故。那为什么结果不是在不改变现有制度的前提下进行重分配？比如说，不释出投票权，但是答应每人每年加发十公斤猪肉？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承诺是不可信的（not credible）：一旦示威群众从广场散去，要再集结起来就几乎不可能，掌权者当然就也不必信守承诺了。倒推回来，群众就必须坚持下去，直至合理可信的安排出现为止。而当政治制度将更多人纳进资源分配的过程中时，此一广纳式的安排，也就增加重分配政策出现的几率，并减少社会的不平等。阅读至此，对台湾一九八○年代开始的民主化过程，与接着下来的社会福利扩张相对照，是否有似曾相识之感？这两篇文章其实就是两位作者一起研究的起点，书中所使用的广纳与榨取二词，也是由此演化而来。

除了计量分析的严谨外，大量的历史资料与旁征博引的史实，更让人佩服两位作者的写作功力！当讨论到殖民地死亡率的问题时，他们就举了两个有趣的例子：第一个是十七世纪的一批宗教移民，在最后关头只剩两地的决选名单中放弃了圭亚那（Guyana），选择了另一个死亡率较低之处；第二个则是一七八五年英国的博尚（Beauchamp）委员会，本来考虑要将罪犯运至西非冈比亚（Gambia），最后也是因该地死亡率“连对罪犯来说都太高”而作罢。读者或许会好奇：接下来历史如何发展呢？那一批清教徒最后落脚在麻州东岸的普利茅斯，而英国罪犯，则被送到澳大利亚！而当讨论到投票权如何扩张，作者也以英国、法国、德国、瑞典的政治史加以佐证，能够同时将理论（数学模型的推导）、实证（资料的统计分析）以及历史事实加以结合论证结果，不仅是在经济学界，甚至在整个社会科学界都是非常少见的！

对中国未来发展的看法

使用这个概念，两位作者也对目前流行的中国崛起论提出了他们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制度，本质上仍是一个榨取型制度。改革初期的高速经济成长，有一部分是由于将诱因结构引进原来完全无效率的生产制度，因此将整个中国原来完全错置的资源“归位”所产生的。另一部分则是因短期内快速引进了最有效率的生产技术取代原有低生产力技术而来（即经济学家所谓的technology catch-up）。因此一开始的高经济成长率，是在基期很低的情况下计算出来的，即使以购买力评价计算，中国每人平均国民所得在二○一二年也只有八千八百美元，比泰国、哥伦比亚、土耳其都还要低。而近期的经济成长，也有部分是由于共产党独占大量的经济资本，因此可以借由在短时间之内移动大规模的资源到某个部门而来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拥有审批权与选择性执法权力的政治菁英，才是趁机攫取了大部分的经济租的最大受益者。最近有关中国是由几百个菁英家族透过绵密的政商关系加以统治的报导，以及前阵子《纽约时报》的独立调查所揭露的总理绵密投资网络，似乎证实此言不虚。而在这样榨取型的政经制度之下，权力轮替的后果不是人民福祉的改善，而只是换了一批不同的政治菁英获取利益而已。虽然在过去几年，我们的确见到中国出现了一些零星的政治改革，但是这似乎仍不足以将中国推向一个广纳型政治与经济制度之间的良性循环。

另一个他们对中国发展不表乐观的理由，则是来自于熊彼得“创造性的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的概念。此概念认为，经济发展的过程，经常是不连续的──每隔一段时间，总会有人冒险成功，导致一个翻天覆地的大改变，这个新生产技术会将旧技术彻底淘汰，而这比起在原有的技术上做小规模的改良，是更能够增进生产力的。但是创造性的破坏只能在广纳型制度下才有办法被孕育──想像依靠旧技术获利的政治菁英，怎么可能不运用各种力量去打压此一威胁他们既得利益的点子。因此中国只能山寨既有的技术，无法在自己的制度下透过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发展出取代旧做法的新技术，这样很容易就会达到经济学上所谓边际产值递减的状态，无法再继续支持经济成长。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对中国宣称已经找到结合“政治控制与经济成长”的神奇处方这个说法不买账的缘故。以下这个稍带嘲讽的说法，准确地传达了他们的讯息：“你可以想像一个二十岁的大学辍学生，向国有银行贷款，准备开一家可以挑战国营企业的公司吗？在中国？（除非他是政治菁英的一员）”

这些看法对正站在十字路口上的台湾有很大的启示：对于正朝广纳型制度的良性循环迈进的我们，要如何避免被吸入榨取型制度的恶性循环中？

两人个性背景迥异互补恰到好处

艾塞默鲁与罗宾森两人所代表的，其实是汲取历史分析与政治经济学理论模型的养分、以统计方法结合历史资料、使用国家层级资料为分析对象、并借由历史的自然实验为切入点的历史与经济发展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向。记得十二年前第一次在芝加哥大学贝克（Gary Becker）教授的应用个体研讨会见到艾塞默鲁教授时，大家还对这种角度有许多疑虑，但是经过这些年来两人的努力，这样的手法已经被许多人所接受了。我本年度正好在麻省理工学院担任顶尖大学联盟交换学者，也因此与两位学者熟识，最后就让我对两人的背景与风格做更进一步地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