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房市波动等因素影响，一些人选择卖掉唯一住房。有人是为了防止财富缩水，套出更多现金在手；有人为筹措医疗、教育等刚性支出而降价变现；也有人主动调整资产结构，转向流动性更强的资产以寻求安全感。

房产曾是中国家庭最坚不可摧的信仰。如今，这些卖掉唯一住房的人们，正在用脚投票，重塑着社会对于房子和资产的观念。

伤疤

卖房后的半个月，大福每天都哭。当初精心挑选的家具挂在二手平台，有买家是同小区业主，抱着捡漏心态上门，背着手挑挑拣拣：“是进口的吗？”“还有什么好东西？”一把原价5000块的电子琴，对方只肯出价500。这让她有种家被侵略的感觉。

沙发、冰箱、电视机，家被买家们一点点搬空，后来床也卖掉了，大福和丈夫打地铺睡，“好像很失败，必须要变卖家产才能够活下去”。

这套位于杭州的房子，是大福的丈夫在2021年，预备作为婚房而买下的，价格360万，是他名下的唯一住房。当时身边的人，不是已经买了房，就是正打算买房。在婚姻面前，房子是刚需，杭漂了七八年的大福也曾觉得，如果结婚没房，“就好像你过的很苦，找的人也不行。”

当时，丈夫是一名大厂程序员，大福在一家几千人的企业里做电商、直播运营，月薪近三万元，两人对未来充满期待。同年，杭州房价整体上涨，部分区域达到了历史高位，他们的经历，是很多高位上车的买房人的缩影。

2023年，大福和丈夫搬到新房里，她将婚纱照挂在新房的客厅的照片墙上。不到一年，房子卖掉，婚纱照被撤下，钉子被拔掉的墙上留下几个孔洞，像大福心里的伤疤。

图｜大福花15000买来的冰箱，以7000的价格卖掉

在浙江金华的曹玫，也经历了类似的卖房阵痛。2023年卖房时，曹玫一家在外地，她和买家在线上沟通，把房子从270多万降到240万。这套刚入住半年的新房，她以亏损30多万的价格卖出。卖房后的五天里，曹玫瘦了六斤。

短短几年，曹玫亲身经历了楼市的天翻地覆。曹玫家庭中的第一套自住房买于2017年，那是一套68平方的老破小二手房。当时是房东市场，她想签约时，房东说等一等，第二天就涨了2万。2020年女儿出生，老房子住着拥挤，她才考虑换房。

曹玫还记得当时，自己一眼相中新房带横厅、面积118平的户型，“这个才是家”。那一年，金华房价月度波动，但全年均价坚挺。她和丈夫置换的这套新房，首付80万，月供1万2，选的最贵的次顶层，楼栋也位于小区的中心位置。

但几年过去，2023年卖房时，市场震荡。曹玫和丈夫签了独家委托，打扫卫生，杂物能藏则藏，就为提高房子的卖相。出价自降30万，买房的人还让她“再降几万”。曹玫开始放平心态，“差额不大的情况下，能成交就成交”。

如果不是及时脱手，死扛到今天，曹玫计算过，她还要再亏60万左右。就像大福卖房时，中介跟她说：“现在卖，你应该庆幸，没什么好哭的。”

现在回想，曹玫觉得高杠杆买下第二套房时，当时27岁的自己还太年轻。她在结婚、生育的人生新节点，在“该买房了”的婚俗观念中仓促入市，还没真正理解，30年房贷意味着跨越4-6个经济周期。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和公共政策教授阿蒂夫·迈恩在《房债》一书中指出：“债务是反保险的。债务并没帮助人们分担与房屋所有权相关的风险，而是将风险集中到社会上风险承担能力最低的人群身上……房价一旦缩水，便毁掉了负债购房者的净值，进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图｜曹玫的乔迁仪式

止损

疫情之后，曹玫的丈夫所在的销售行业不景气。2023年，曹玫患有肺癌的母亲病情恶化，要使用昂贵的靶向药。曹玫是独生女，母亲治病的费用要靠她和丈夫一起承担，加上一万二的月供，家庭最基本的月支出也要三万打底。

连续五六个月，曹玫夫妇一睁眼就要盘算当天的支出，担心下个月的房贷没有着落。丈夫的笑容越来越少，每天都皱着眉头，“这不是我们俩当初换房想要看到的结果。”曹玫也担心，压抑的氛围会影响到孩子的成长。

决定卖房时，亲朋好友劝他们，“再守一守，住了半年的房子就卖，又要亏装修钱，还要亏利息。”但丈夫说服了曹玫：“房子不再像以前一样保值，它不是必需品，只是作为使用的产品的时候，没必要长期拿在手里。何必把自己绑得这么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