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戴蒙（Jared Diamond）教授亲自主持、依其畅销书《枪炮、病菌与钢铁》制播的影片中，一开头戴蒙的新几内亚朋友就问他：“为什么白人有这么多好物，而我们新几内亚人这么少？”
这个问题乍听之下平淡无奇，但却很可能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问题：长期经济成长与发展的来源到底是什么？一千年前，世界各地人的生活水准并未有太大的差异，为什么一千年后，美国人的所得是阿富汗人的五十倍？而非洲大部分国家每人平均国民所得都不超过一千美元？是因为工业革命吗？那为什么它发生在英国而不是中国或非洲？国家要如何才能持续的发展？怎样的国家会走向衰败？难怪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卢卡斯（Robert Lucas）曾说：“一旦开始思考经济成长的起源，你就很难再想别的问题了！”
地理环境决定一切？
戴蒙在他的书中，提供了一个简洁有力的答案：“地理环境决定了一切。”（翻成白话就是：一切都是命！）九千年前，幸运住在肥沃新月的人们，从采集进入了农耕，并且学会了种植与驯化如马、猪等野生动物，农业生产力增加的结果，让人类有更多精力发展更复杂的文化、技术与社会结构；而欧亚大陆的横向连结，有别于美洲或非洲大陆的纵向连结，因不需横跨不同纬度（因此没有气候适应的问题），也让整个交流（不论是贸易、战争、技术或疾病及其抵抗力）与发展相对容易。这个一开始的起点优势（head start）经过长时期的正向循环（positive feedback loop）不断累积后，到十五世纪，已经足以支持欧亚以枪炮与病菌殖民美洲与非洲，开展五百年的霸权，而这一切都是一开始的地理环境所造成！
这个理论看来非常吸引人，一些学者如哥伦比亚大学的沙克斯（Sachs）也持相同的看法，但是有人或许会问：“那为什么过去五百年来欧洲的发展领先亚洲？而许多地理文化环境几乎完全相同的地方如南北朝鲜、甚至是美墨边境上仅一墙之隔的两个小城镇，在今天的发展却如此不同？”
笨蛋！问题在制度！
艾塞默鲁和罗宾森以两人十五年来共同研究的成果，回答了这个问题：不是地理环境，而是制度──是我们如何组织社会来生产并分配资源的制度过程，决定了我们今天是否繁荣昌盛！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也是决定国家走向兴盛或衰败的最大原因。若能在经济上致力于保护财产权、制订不因人而异的游戏规则、鼓励资源往新科技方向投资；并且在政治上广泛分配权力、建立制衡并鼓励多元思想，国家就能持续发展。反之，国家若被只想攫取资源的少数政治菁英把持，则必然走向衰败。两人在书中将此二者定义为广纳型（inclusive，或也可译为涵纳）和榨取型（extractive）制度。作者即以这两个概念贯穿全书，讨论社会科学中最重要也困难的问题之一：什么原因决定了国家的制度选择？这个选择的长期后果又是什么？
书中列举出许多历史实例来反复阐述这组核心概念。两人论证“广纳型的经济制度”会与“民主且重视多元价值的广纳型政治制度”形成良性循环、相互支持。书中以英国光荣革命为例，从以议会为主要政治权力运作场域开始，经过代表社会各个势力相互制衡的动态政治过程（虽然其中或有你死我活，试图为自己团体设立掠夺型制度的斗争）之后，形成了广纳性政治与经济制度的良性循环，也对日后工业革命的诞生及英国的发展，奠下了良好的基础；反之，“榨取型的政治制度”则会与“榨取型的经济制度”相互唱和，形成恶性循环，即使短期之内会有经济成长，但必然无法持续。
另外，这些制度的影响，也往往比我们所想像的还要影响深远。书中也引用两位皆于哈佛大学经济系任教的新秀努恩（Nathan Nunn）与戴尔（Melissa Dell）的研究来支持此一论点。努恩整理四百年前非洲黑奴买卖运送的资料发现，“当年”输出越多奴隶的地区，“现在”的经济发展越差。或许有人会问：“说不定此一相关是因为越贫穷地区输出越多奴隶的缘故。”但是其实正好相反──奴隶输出是与该地区跟港口的距离有关（以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即是以港口距离作为工具变数）。依照他的估计，如果当年没有奴隶贸易，非洲现在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差距会缩小百分之七十！另外，由于当时黑奴大部分是被亲友或他族拐骗强掳，因此时至今日，对他人的信任程度也受到当年奴隶交易的影响！戴尔则是以西班牙殖民秘鲁境内时所实行的原住民强迫奴役制度（称之为米塔﹝mita﹞）为研究对象，发现即使到了今天，在米塔边界线（此即经济学家所谓的回归不连续法﹝regression discontinuity﹞）两边的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准，都仍然有不小的差异！
另外，他们在书中也从许多面向来讨论制度是如何形成。其中包括：在国家面临十字路口时，些微的差异（如十七世纪的英国与西班牙）可能就会导致不同的抉择。透过蝴蝶效应，数百年后两国样貌就会大不相同。而有丰沛自然资源的国家，有时也会受到此一恩赐的诅咒。更重要的是，政治菁英在发展过程中，经常扮演的是阻力而非助力的角色！这些推论过程与历史事实的连结，在书中俯拾皆是，展现了两位作者博览群书、旁征博引的功力！我想我就不要再爆雷，把这些阅读的乐趣留给读者吧！
而这些论点，其实也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与联合国和其他非营利组织该如何协助贫穷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些学者如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就抱怨：现在有太多的研究能量花在西方能提供协助的小事上──要发放多少蚊帐来防治疟疾？发放多少保险套来防范艾滋病？发多少免费课本来增加教育程度？但是对于更重要的大问题研究却相对稀少。我们或许该问：是什么样的制度，让这个国家走到现在这个地步？哪一些制度改革，可以改变该地的经济及社会发展？如果我们不能从根本改变资源分配的方式，那再多的援助（这也是联合国目前的标准做法──邀请安洁莉娜裘莉和U2乐团主唱BONO送爱心到非洲）不但无济于事，也有可能带来反效果！事实上努恩和耶鲁大学的钱楠筠（Nancy Qian）就发现，“粮食援助”反而会使非洲发生内战的几率增加！
严谨学术研究结果支撑的论点
不过，有挑剔习惯或社会科学背景的读者或许会抱怨，许多例子虽然有趣且引用得宜，但是不免让人有事后合理化（ex post rationalization）之感：既然广纳是好的，那现在发展好的地方，其制度结构一定就是广纳型的，也一定可以找到一个开始广纳型制度的历史起始点，反之亦然。会让人有此感觉是因为这本书主要设定的是一般读者群，因此将枯燥且复杂的统计结果或数学模型推论直接跳过，但是书中的结论，都是经同侪激烈争辩、审查后出版的严谨学术成果，而这些过程的最重要目的，就是尽可能将作者的循环论证减到最低。我在此就举两个例子加以仔细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