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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一段时间，是2023年我最开心的十几天。冬季与春季困扰我的一切都已结束。我决定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开始尝试各种不同风格的文稿，决定修复之前的创伤，改掉不由自主的坏脾气。

余文生和许艳平静的生活也在继续，许艳包了一顿荠菜馅饺子，多年没吃到荠菜饺子的我看着图片也垂涎欲滴；他们一起看书，一起打篮球运动；余镇洋过了十八岁生日，迅速地考下了驾照；余文生说石景山政保又来了，同时挂出一张中英文的"不欢迎Do not welcome"图片，我们考虑在一家女性主义的淘宝店里买一个"不欢迎"的脚垫送给余文生……

我一度以为生活就会那样继续下去，直到那一天，星期四下午，余文生和许艳频繁地发出紧急的信号，直播在会见欧盟人权官员的路上被拦截，上了警车，要被带到派出所，然后他们的短视频戛然而止。

没有人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此前也有过人权律师或妻子因为在使馆区活动被传唤，因为办案被传唤，因为见朋友被传唤……

没事的，我们想。

24小时过去了，我不顾一切匿名、安全之类操作规范。去他妈的，国保知道我的电话号码又怎样，我要知道许艳是否还好，我要她棉花糖一样柔软的拥抱。

我站在阳台上，看着隔壁老头养的鸽子，用颤抖的手播了电话，她的手机关机。

我去找圈内前辈，他说，大概就是治安拘留吧。

两天之后，我知道我错得离谱，那位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前辈也错得离谱，我们终究还是低估了极权的恶。

周六晚上，我正在北京的一家青年空间，与一位因抗争活动被拘留几个月，刚刚取保候审的朋友见面。我与她素不相识，因白纸运动阴差阳错参与了对她的救援，时至今日，我仍不知我当时的行为是对是错，但我见到她的第一个瞬间，我把她拥抱得透不过气，随后从我的毛衣——见许艳那天穿的米色春季毛衣上摘下一位前辈送我的胸章，送给了她。

一只和平鸽，鸽子身上印着秋瑾《勉女权歌》的第一句："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

狂喜后的一两个小时，我知道余文生和许艳已经被刑拘，彼时我的手里端着一杯鸡尾酒，我感受到晶莹的橙色液体随我的全身颤动，只剩下一个念头，不要摔坏朋友们的杯子，不要毁掉她们用心调的酒。

灌下一整杯酸甜的酒，宛如灌下毒药，我走到外面，对男友说，余文生和许艳被刑拘了。

第二天中午，我一边在家炖一锅菌汤，一边和男友商量，要去看看他们的儿子。

又是漫长的转车，不知过了多久到达他们住的小区，春归无寻处，人也已经不在，唯有池塘亭台依然如旧。

在楼下买了些食物，沿着熟悉的路径上楼，余文生家门口坐着一个年轻女人，我们决定硬闯。余镇洋开门后十分钟，我们还未来得及劝他签署律师委托书，即有一名便衣警察赶到。

余镇洋出门和他交涉，我和男友在室内紧紧拥抱，我吻着他的脖子。

"我爱你。"

"我不后悔。"

我瞥见客厅的角落里有一束干枯的花，是我们之前送他们夫妻的白玫瑰与粉色百合，许艳没有舍得拆开花束换进花瓶，也没有丢掉，就让它们一直在那里慢慢枯萎。

便衣带着一名民警进来，我一直虚与委蛇，唯一的念头是保护我的男友，他还在上大学，不应该引起国保的注意。

那便衣年约四十岁，戴着眼镜，一脸嘻嘻哈哈，先是让我们进屋说话，不要惊扰街坊邻居，随后唇枪舌剑，暗中过招。

我说，我只是受人之托来看看孩子，这是合法行为，我无需对你交代清楚。父母的问题不能株连子女，你们把孩子照顾好，外界自然也没话说。同时，我劝他要让余镇洋去给父母存钱寄物，并要求看守所写收条。

便衣国保开警车将我们"送"到地铁，下车时，我忍不住双腿发软。当晚，看到另两名在上午去探望余镇洋的律师发了一份情况通报，我才知道，那位国保竟是赫赫有名之人。当夜我辗转难眠，不得不跑到阳台，一根接一根吸烟。

隔几天，一名朋友接到国保的电话，询问是否与我认识。

之后，我们试图去记录余文生和许艳的故事，为此去见他们的朋友，查询他们过往的推文，在这个过程中，我又一次重新认识了他们。

我第一次知道，余文生曾经为会见信仰群体而勇闯看守所；在朋友的眼中，许艳曾经是呆板而胆怯的家庭主妇，但在余文生被囚禁后，她成为了营救丈夫的重要力量。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国保如何调来电锯，花几个小时锯开门，当着妻儿的面把余文生铐走，又是如何在他送孩子上学的路上故意激怒他，以"妨害公务"的罪名把他刑拘，后来才变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五月，我被李孟居拉到工体夜店喝酒，想到许艳已经被刑拘将近一月，如果不能取保，就意味着她将在被拘禁到不知何时。

我把自己灌醉，蜷缩在卡座的沙发上，哭声隐藏在流动的光线和嘈杂的音乐里，我可以肆无忌惮地哭，想念许艳温暖的拥抱，而不必担心被人发现。那天晚上，我几乎失去行动能力，坐在夜店门外的柏油路上，用仅存的理智紧紧抓住手机。我最后被李孟居雇人送回家，第二天醒来时，头仍在疼。

我们在不同的地方给余文生和许艳寄去明信片，不知他们是否收到。

直到那时，我仍希望能拥有余文生和许艳式的爱情，互相做饭，互相送花，盛赞对方如二十年前一样美丽，共同承受可能发生的一切——如果我们继续留在中国，该来的迟早会来。

然而接下来的一切都不如人愿。余文生和许艳被羁押年余，余镇洋精神状态岌岌可危；我和前男友分道扬镳，同时意识到中国已经容不下任何自由创作，怀着无尽的思念与痛苦离开中国，偏安一隅，继续承受抑郁以及越来越严重的睡眠失调。

每一处建筑，每一顿饭都会勾起思乡之情，我开始谴责我自己的怯懦，在梦里不停地逃跑，在醒来时想到死亡。

我不断地问自己，我写这篇文章是为了什么？我要表达什么？要写多少字？我也不想回答，只是任由思维流淌，记下认识他们夫妻的那一段时间，我经历的每一件事。

在专注于记录的这一刻，我确信我还活着，因为我全神贯注于记忆和文字之中，我去回想那动荡的半年，我最勇敢的半年，以及由此带来的漫长的精神痛苦，但写作本身可以成为一种治愈，在写作之中，我逐渐探寻到文字、我们所承受的一切以及生命的意义。

我想到漫长的历史，我热爱的历史，被刻意掩盖的历史，从学习到遗忘，再到此时又一次想起，它只教会了我一件事：

在每一个时代里，都有人经历他们本不该承受的苦难，但我们所记录下来的这一切，会成为这个时代的呈堂证供，成为几十上百年后历史的卷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