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过）

余文生、许艳煽动颠覆政权案即将在8月28日和29日开庭，作为久仰他们，且有幸见过他们两次的晚辈，我认为我有必要写一些什么——这也是我第一次决定讲述自己的部分经历。

我们的联系并不算很多，但每次想到自2022年底第一次见面，到2023年春季他们再次被捕，这段日子里，与他们相关的记忆其实渗透在我的生命中：我走上街头的同时，他们在家与余文生律师称为"白匪"的防疫人员抗争；我第一次拥有真正意义上的爱情，幻想接下来的几年，几十年，也会像余文生和许艳那样，既能携手对抗极权，又甜蜜地一起变老。

1

认识余文生是在2022年11月16日。此前一周，我工作的公众号因莫名其妙的原因被封；11月15日，我被HR"劝"着辞职，没有得到法律标准的补偿。

然而失业的第二天，我还是按照之前和朋友的约定，去法国大使馆旁听一场研讨会，主题是"关注死刑"。

我穿上了最贵重的衣服，一件立领米白色棉麻混纺袄，外面罩着方领半臂，用适合秋天的银杏叶簪子束发，而不是用皮筋，但还是没有系上浮夸的棕色裙子，而是穿了搭配上衣的棕色裤子和特步国风运动鞋。

我很少对北京人权圈子的人讲我的往事。以反修例运动和新冠疫情为界，在那之前，我仅仅是一个明末历史业余爱好者，从未想过有一天我也会进入气若游丝的公民社会。那段岁月留下的唯一印记，是我喜欢穿着有明代风格的服装在北京乱晃。

接我的朋友还没有来，大使馆门口站岗的武警要求我离门口远一点，仿佛怕我摇身一变成为歹徒，忽然闯入。我换了个远一点的地方，点上一支同样很适合秋季的陈皮爆珠贵烟，忽然，一个秃头微胖的男人闯入了我的视线。

"这怎么还抽上了？"他一脸不屑，想来是讨厌女性吸烟。

我瞪他一眼，感觉他挺眼熟。

不一会儿，门开了，法国使馆人员请我们进去，秃头男人走在我前面，我试图瞄一眼他的健康码，却没看到任何有效的信息。

秃头男人进去了，而我被晾在了安检区。几分钟后，一位年长的女士才想起我还在这里，协助我通过安检，给我发了访客卡。

我走进使馆大厅，看见熟悉的绿植和沙发，秃头男人却无影无踪。

我大概知道他是谁了。

当我进入会议厅，一眼看见他和她坐在一起，两个我在推特上见过无数次的人——余文生和许艳，勇敢的人权律师和他温柔的妻子。

我告诉余文生，我刚刚在推特上受人之托给他发私信，曾经因参与香港反修例游行而被判刑、限制出境的台商李孟居很想见他，李孟居刚刚刑满释放时，在我家借住过几个月，所以拜托我牵线搭桥。

余文生说，他正在找朋友核实我的身份。

我们相视一笑，再和认识的其他律师朋友逐个打过招呼，距离也拉近了很多。

那天的研讨内容我已经不记得什么，唯独记得余文生发言时，谈到两次羁押在看守所时观察到的死刑犯，直言当今中国仍有利诱死刑犯捐献器官的现象，我震惊于他的勇气，整张脸不由自主变得扭曲，嘴张成了"O"形。

事后，一位共同的朋友说，你好像那天对文生的发言很有意见？

我忙说，哪里哪里，只是太震惊了，没见过有人在公共场合如此直言不讳。

会后的茶歇时间，余文生和许艳夫妇被一群人簇拥着，而我则照例沉迷于法国大使馆的点心和葡萄酒。

我们最后约定，等疫情封控有所缓解，李孟居回到北京，就立刻找机会见面。

2

十几天后，在变态清零政策下积累的愤懑情绪如火山爆发，青年人在上海、北京、武汉、成都、广州发出三年疫情中的最强音，我也有幸参与其中。

白纸运动后的一周适逢我的生日，封控有所松动但仍未结束，我只能在家举办小型生日宴会。

那些天我寝食不安，一边等待着秋后算账的来临，一边照常生活，拒绝离开北京。同时，我也在关注着其他的朋友，他们或走上街头后遭到传唤，或是在日常生活中抗争。

我在推特上看见了余文生和许艳的视频，他们被门磁禁锢在家里，白纸运动后，余文生在《国际歌》雄壮的旋律里，一把撕下了门磁。

大笑之余，我不由得浮现出一个隐约的念头——或许，他们这些中老年自由派知识分子极少如此心甘情愿地播放《国际歌》吧？

可惜，我没能当面问余文生这个问题。

再次见到他是2023年的春季，经历了混乱不堪的解封，各自发烧，秋后算账虽迟但到，所幸我未被波及；我找到工作，回家过过年，节后因不满公司文化再次辞职。李孟居在三月回到北京，我和男友陪他一起去余文生家。

不知换乘了多久，再打车到门头沟区，我带了两瓶李孟居寄存在我家的金门高粱酒，之前，他希望我把这些来自台湾的酒赠送给中国的人权律师。在路上，我和男友为余文生和许艳挑选了一束鲜花。

绿净春深，我们穿过小径，绕过水池，进入余文生和许艳租住的公寓。

许艳为我们准备了水果、俄罗斯紫皮糖和立顿茶包，我当时在想，道衡律师事务所的人大多擅长品茶，余文生似乎没有沾染此风，以后一定要找机会给他送些好茶——我见不得我的朋友喝立顿茶包，感觉错过了陈皮普洱、茉莉绿茶、正山小种、武夷岩茶的人生总归有所缺憾。

几星期后我才意识到，缺憾的岂止是错过了好茶，而是我自那以后，就不再有给他们送茶的机会。

那天李孟居和余文生聊了很久，许艳微笑着沉默，我疲倦地沉默，间或试图在不影响别人的情况下溜到窗边吸烟。窗户只能开一半，我努力把嘴和烟挤进小小的缝隙里。

走之前我们合影，后来，许艳把剪裁掉我们身影的照片发在推特上："余文生律师收到了大学生人士送的一束花，余文生很高兴。"

过了很久我才意识到，挽着许艳胳膊的米色袖子，是我的古典风格春季毛衣。

那天晚上，我们一直没有见到余文生和许艳的儿子余镇洋。他在楼上，时不时发出一些轻微的声音，但从未下楼与我们打个招呼。提到他时，余文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他是成年人了，有自己的想法，要为自己做决定。当时，我们还并不知道，过去这个家庭的几次震荡，是怎样给余镇洋带来永久的伤害。

临别前，我拥抱了许艳一下，她的拥抱柔软如同棉花糖。

她说，那时很为我担心，还好我最后平安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