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党的县委书记、副书记，看上去道貌岸然，他们可以说话不算数，决议可以推翻，不要脸到这种可耻的程度！半月后组织部长杨曙被强加“排斥北方老干部”的罪名而划为右派。实际上几个北方老干部是按上级文件自愿退休，杨谦维书记比谁都清楚，但硬要对杨曙栽赃陷害。宣传部长王文、财贸部长崔汝益、加上杨曙和我，四个县委委员均成右派，几乎占县委班子的一半。其中崔也不属边纵地下党，是土改中提起的农民干部，只是批评过何启守的老婆王菊芳，就成了打击对象。宣传干部张惠仙因为是杨曙的爱人，当然划为右派。县府秘书郑汝才、检察长周家福也都是右派。

1958年5月，谢富治亲自在省委中制造一个大冤案，即“郑敦、王镜如反党集团”，就硬说我们6个人是郑王反党集团“在威信的代理人”，名曰“以杨曙为首，吴之伯为骨干的反党集团”，是“有预谋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集团”。两尺多高的大帽子写上姓名戴在我们头上，反复游街示众，大小会进行不计其数的批斗。管理我们的那位打手杨大平对我出口漫骂，追问我们“集团”的秘密联系方式，都被我戏弄回击，他恼羞成怒，让我在烈日下罚站，不给我吃饭。但用尽手段并未取得他需要的效果。从58年3月到8月我们都过着这种被批斗凌辱的日子。凡是我工作过的地方都要押解我去“肃清流毒”，每次斗争会结束，跟着就是写不完的检查和苛重劳动：背煤炭，抬石头，修路，出夜工，栽秧，背肥土铺地等等，天天折磨得筋疲力尽。

一天下午，狗腿子杨大平带我到田坝乡去接受斗争。我在这里蹲过点，干部群众对我比较熟悉，杨大平命令我来回三十里到“两河岩”背青核桃。因未吃午饭转来，已是黄昏时刻，饥饿难耐，他令我开完斗争会才准吃饭，逼着来的群众约二三十人开斗争会。有一位五十来岁的老婆婆挤到我身后假装批判，暗中向我衣袋里塞进六七个煮熟的鸡蛋，另一只衣袋塞满五个苞谷粑粑。散会后，我边吃边流下热泪。善良的人民并没有把右派视为敌人。这给我极大的安慰，也是对反右的讽刺。饭后社长把我关进卧室上了锁，对我说：“吴同志，管他们喊不喊出夜工，你只管好好睡觉。”天亮了，杨大平到社长家问“吴之伯出夜工背肥土没有？”社长说“人家一夜背到天亮，刚把背箩放下来，我叫他去睡一下。”

一天带我到马家乡去批斗，他喊来约三十個人，杨大平高声说“今天斗争右派分子吴之伯，他说你们马家乡病死的人是饿死的，他反对社会主义，要走资本主义。”然后他叫事先布置好的两个人发言，群众看清是斗争我，不到半小时就三三两两散完了场。杨大平垂头丧气扫兴收场（后来杨大平这名痞子因反右有功，由一个市场管理员一跃而为县委组织部长）。

与此同时，昭通、鲁甸、盐津揪出了三个“反党集团”，镇雄县长欧阳兴科、会泽县长段建中相继“补课”为右派。

五、劳教生涯

好不容易熬到1958年8月底才宣布处理，我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以“极右”身分送到彝良县大坪农场劳教，还扣发我8月份工资。大坪农场山高坡陡，悬崖绝壁，阴雨多雾罩大，与朝天马老林接界。主产洋芋、荞子、苞谷，也有产量极低的十多亩水田和苞谷地，气候极为恶劣。500多名劳教员中以右派为主，又正当三年人祸大量饿死农民时期，农场分等吃饭，强劳动吃一等饭即一市斤半苞谷饭，中等劳力每天吃一斤二两，三等即弱劳力吃一斤。有时用小洋芋砍成小块，洒上一点苞谷面，伙食水平不如猪食。有时三斤洋芋抵一斤饭，由于长期缺油，半碗水煮白菜汤，加上超负荷的体力劳动：农忙栽插点种，农闲时背煤炭或深翻土地，一个个饿得皮泡脸肿。管教们提倡“互相揭发”，经常性的捆绑批斗，死亡屡见不鲜。我在场的三年半零十五天究竟死了多少人，缺乏精确统计。有人数过张家湾的坟堆有44个，还有死在半路和外地的15名共59名。这还是极不完全的统计数。

当然比起有名的甘肃夹边沟来这就不算什么了。但夹边沟是荒寒不出粮食的贫瘠山沟，而滇东北是粮食满仓的地方，照样大量饿死人。这是时代性的人祸灾难。如此的劳役生活我算是大难不死，1962年摘帽后安排我到镇雄县林业站当林业员，在农村安了家，在照样受屈辱中又熬过了十四年。后五年在中学教英语，直到21年后的1979年“改正”复职。威信县人大常委主任汪家友在大会上说：“当年吴之伯同志调查的马家乡饿死人事件，完全是真实的，说饿死25人，太少了，实际两个月饿死80多人。”

改正复职后安排我到昭通师专任副校长，可叹的是我在风雨飘摇中无所作为浪费了21年生命，到师专时已是半百之人。

其实我们这些“右派”，不论党内党外都是一些忧国忧民，忠心耿耿，有良心，有勇气，有智慧，有能力工作的人。对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错误反右运动直到今天尚未作出公正的历史评价，反右灾难的罪魁祸首至死不愿作半个字的认错，反右的副帅和主要操办者羞羞答答在历史面前作不出像样的语言解释，但又拒绝平反、拒不补偿。浅层次的原因是领袖面子，本质原因是坚持独裁体制，害怕民主思潮，死不放弃政治特权和已经到手的既得利益。这就是反右这笔巨大历史欠账和道义欠账拖延五十多年不敢正面清偿的原因。

但是，拖延越久，清偿的难度和代价就越大，这是党内外和国内外的共识。执政党被反右的罪恶绑死在耻辱柱上而不愿自我解脱，这就是当代中国人所共见的事实。

二○○九年九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