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件做法就是在1957、1958年借反右运动，对云南地下党和边纵干部实施整体围歼。

直到2007年反右运动五十周年，才由内层传出，就是1949年渡江和占领南京后，坐镇了北京朝廷的毛泽东对大军区级党政军班子下达了一个“新十六字方针”，规定对于地下党和游击队干部要“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说直白点，政权到手了，鸟尽弓藏、卸磨杀驴了。

由此，中国人才终于明白了谢富治所持的尚方剑之诀，也才终于找到了他治滇七年所有凶残不义之举的思想来源和圣旨依据。

1953年我到威信组建供销合作联社就绪后，鉴于联社承担的经济任务份量之重，1954年让我进入县委班子。县委书记杨谦维是43师政治部一名宣传科长，山西长治人，为人骄傲蛮横，主观武断，自称是“党之骄子”，是“薛政委最宠爱最信任的干部”。另一位副书记兼公安局长何启守更有过之，作报告“西瓜”连篇，经常训人、骂人。一次他叫我大量收购洋芋种，我耐心解释说明供销社初建，县社房屋简陋窄狭，资金不足，如勉强大量收购，势必大量霉烂损失。他仍坚持要收。我无奈只有向昭通合作办事处王文炳主任请示，他实事求是地同意我的意见。可在当年学习七届四中全会批判“高饶反党集团”的本县四级干部会议上，我被重点批判，说我“不执行县委批示，闹独立、分裂和摆脱党的领导”等等，同时受到批判的还有团县委书记雷映华（女，边纵地下党）。我第一次想到“高饶事件”与我们相隔千万里，跟我们毫无关系，为什么要这样胡扯呢。

1954年，何启守看中了银行秘书马燕这位年轻回族小姑娘，企图强迫娶为己有。马燕不从，何副书记竟持枪强奸。在一次县委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上，马燕含泪走上主席台揭发何启守的兽行，立即被杨谦维书记阻止。马燕有冤无处诉，当场昏倒于会场。杨谦维全力包庇何启守，在干部中散布“这个小马太不像话，自由恋爱嘛！何同志向你求婚，不同意就算了，何苦纠缠不休呀！”马燕终于被强加“小集团活动”的罪名开除公职，她忧郁成疾，后经多次向上申诉，收回威信县降级使用作医院挂号员，1957年终于找到迫害机会，把马燕划为右派，送大坪劳教。

1955年，继制造“胡风反革命集团”大冤案之后，毛泽东又在全国范围掀起了以“肃反”为名的新一轮打击知识分子的高潮。谢富治、薛韬、杨谦维等进一步整人。杨在威信县委扩大会上提出“江新泽（边纵地下党员、时任县委秘书）就是个反革命”，证据是：一是他偷听敌台（偶尔扭错，好奇听两句），二是县委召集四级干部会，叫江务必要把乡社干部通知到齐，结果仍有边远乡社干部三四人未到，这是“江秘书有意不通知，破坏四干会”。会上有人提出“也许他是通知到了，说不定家里有事未来，也未可知。”杨谦维板起面孔训斥：“你们这些人，就是没有擦亮眼睛，只看得见拿枪的敌人，看不见暗藏的敌人，和老虎睡觉还不自觉，你们的立场站在哪边去了？”谁也不敢再说什么，因为杨谦维是一言堂。江新泽因此而被抓进监狱，很久后平反。

合作化以来杨书记曾在双河区亲自培养了一个苗族社长叫杨洪灿，全县在这里召开过多次合作社样板现场会，一时间杨洪灿成了有名的先进人物，曾到地区和省参加过先进模范会议。此时杨书记听信谗言，说“杨洪灿不是出身贫农而是破落地主”，“暗藏在社里大肆贪污，虐待社员”。杨书记“擦亮”眼睛一观察，觉得他真像一个暗藏在农村的反革命份子，就亲自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戳穿反革命份子杨洪灿的真实面目”，印成数百份小册子发到机关和和全县农村去学习，后将杨洪灿判刑十五年，没收全部家产。以上两件冤案终于在被害人不断申诉后的两三年内，得到复查平反。此类出尔反尔、翻云覆雨的手段，明眼人一看就知是从毛泽东那里直接学来。

三、马家乡饿死人事件是恶势力反人民的铁证

1955年春天，威信县有干部向县委反映，马家乡两个月内饿死70多人。县委派几个医生下去了解，是否有什么“传染病”发生，实际上由于杨谦维过左的推行粮食统购统销，规定每户除交公粮外，每人只留350斤口粮，其余全部作为余粮卖给国家，造成一些乡社收粮过头，缺粮饿死农民的情况是的确存在的。但政治压力很大，群众和干部不敢说，怕挨批评、斗争，怕扣上“反对粮食统购统销”的大帽子。医务人员向县委汇报也是吱吱唔唔，说是“黄肿病”、“黄皮寡瘦，没有精神就死了”，“也许是缺乏维生素A、B、C”。杨书记说“在我们北方大灾荒年，草根树皮都要吃掉多宽，马家乡又不见如此呢？”医生说“我们见到群众上山挖蕨根吃的倒是不少。”何启守副书记连忙说：“蕨根打了澄出来的粉是一种最好的营养品，有这东西吃，还叫缺粮饿饭吗？”讨论结果草草收场。几个星期过去了，马家乡饿死人的消息在机关干部中议论纷纷，县政府秘书共青团员林昌其就直接写信报告了周恩来，大意是说：“威信县委官僚主义严重，压制民主，过左执行粮食统购政策，饿死了人还不承认。”周批示，叫云南省委查明情况。省委将周批示连同林昌其的信件转发至威信县委（当时在县委会上传阅，我亲自看过），此事又拖到1956年，地委派中级法院副院长陈纯伯带工作组到威信复查，县委书记叫我参加组成联合工作组，任副组长。一行十多人，共赴马家乡进行调查，那时我已由宣传部调任县长，经过二十多天对死者家属逐户走访，打消顾虑，一些家属说了真话，最后工作组一致认定25人属于饿死，县委会议上也无可非议如实上报，结了此案。但事情出人预料，此次调查结论竟然出现逆转。

1957年春，中央通报广西某县饿死人，原地委某某两个领导受处分，县委书记被撤职，令全国各地及时检查上报是否有类似事件发生。昭通地委指示再次复查马家乡事件，杨谦维书记吓破了胆，又叫我带原威信工作组再赴马家乡调查，经多天访问分析，工作组认定，仍有17人是缺粮饿死无疑（此时群众顾虑更大）。向县委汇报时杨书记说：“我就不相信马家乡会有人饿死，你们是听富裕农民抵触粮食统购统销的叫喊作调查的，你们的立场站到资本主义那边去了，现在由何启守副书记任组长，吴之伯同志任副组长，明天就去马家乡再次调查。过去调查说这里有25人饿死，我很有怀疑。”

这位何副书记的能力，真比我们高明几倍。刚到马家乡的第二天，他就通知死者家属到乡上开会，首先由他操着北方口音大声向大家作报告，讲粮食统购统销的好处“就是要让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走资本主义”，“为了支持国家工业化，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你们说统购统销政策好不好？”一个个衣裳褴褛、面黄肌瘦的死者家属有气无力的回答“好好好！谁敢说这个政策不好！”何副书记得意的又问“既然好，那么统购统销会不会饿死人呢？”大家互相观望、七零八落的回答“不会！”“不会！”他又说“既然不会，那你们的亲人是不是饿死的？”大家冷冷的回答：“不是，不是，是病死的。”何启守非常满意，叫人拿纸笔来，一个个写上姓名，盖上手印，并要写明是什么病而死的，多数人说的是“黄肿病”少数人说的是“心口疼”、“脚杆疼”等等，结果马家乡的农民一个饿死的也没有，全是病死。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杨、何二书记早有安排，用这种卑劣的手段压制群众，既逃脱罪责又嫁祸于人。到了1957年整风反右中，过去参加过调查马家乡事件的一些人如中院副院长陈纯伯及邵克忠等均打成右派，写信给周恩來的林昌其不但划右，还上升为现行反革命，投入监狱判刑十余年（劳改几年后出狱）。

四、打成右派是专制暴政下的必然

1957年底，省委召开六次全会，安排58年大跃进工作。省委书记谢富治布置“反右补课”。他说的是：要把明年大跃进搞上去，必须把党内县以上隐藏得深的右派分子挖出来，要从边纵、地下党，大中学生，出身不好的人中去找，像挖山药蛋一样一窝一窝挖出来。

1958年3月，县委开始“整改补课”，我从黄水河大堰调回参加。地委派组织部长范玉琦到威信坐阵指挥，我就被划为“右派”了。罪名是：“一、有意将马家乡病死的人说成饿死，又擅自批准供应水田乡彝族寨子粮食4600斤，反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二、他说党委机关与政府机关是平行的，企图闹独立，摆脱和取消党的领导；三、在宣传部工作期间，组织干部学习辩证唯物论，又在机关组织文艺队伍，是为了招兵买马扩大反党势力”。在最初对我的批判斗争中，我还以为有辩解反驳的权利。我声明“马家乡饿死人不是我一个人调查的；所谓‘党委机关与政府机关是平行的’，是杨谦维书记在会上传达的，有记录可查；批准粮食供应彝族寨子也是杨书记同意的。”得到的回答是“杨书记会说出这些话吗？杨书记会同意你批粮食支持资本主义吗？你的右派是本质决定的，是客观存在的，你是阶级敌人，没有你辩驳的权利！”我这才悟出要谁当右派不在乎鸣放不鸣放，当权者早已内定了右派名单，无法逃脱。什么党内民主，实事求是，言者无罪，全是虚伪的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