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试图统一台湾但以失败告终，没有什么比成为这样一位领导人的遗产更糟糕的事情了。尽管中共军方在过去几十年里取得长足进步，但成功封锁或入侵台湾仍遥遥无期。而即令习*近*平在战场上成功，代价也可能极高：中国可能成为国际弃儿，其经济会因制裁而受到削弱，其安全部队则将背负新的沉重使命，即维持对一个动荡不安的台湾的控制。

解放军的角色可能再度被证明是决定性的。随着习*近*平开始交权，他将时刻警惕，以确保军方高层主要由与下一位接班人有联络的适当人员组成，并确保军方没有展露对习*近*平钟爱的接班人政治不忠的迹象。情报评估和军事判断政治化的条件已经成熟。例如，下级可能更难坦率谈论涉及入侵台湾的代价，中国的情报评估程序也可能受到玷污，因为分析人员会精心编制含糊不清的报告，这些报告可以被解读为与领导人的想法一致，而不考虑最终结果如何。

眼下，对这种这种分析上的病态，习*近*平在阅读情报报告和军事行动预测时，可能已善于从心理上加以纠正。于中国而言，从官僚机器中汲取真实报告的挑战并不新鲜；毛泽东的出名评论是，他和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一样不信任外交官，中共总理周恩来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也曾一起开过官僚国家困境的玩笑。但随着习*近*平步入晚年，他是否还能确保自己的判断比其顾问们的评估先行一步，实属未知之事。习*近*平不愿调整其不受欢迎的“新冠清零”政策（曾在二〇〇二年导致抗议浪潮），这暗示他可能无法获得关键信息。而接替习*近*平位置的任何人都可能缺乏必要的外交政策经验，不知道该了解谁，该相信什么。

更不祥的是，由于军队在中国政治中扮演了看不见的手的角色，战争在过去的接班中实现了有益的政治目标。战争为展示新领导人对解放军的掌控提供了机会；看到高级军事领导层服从新领导人的命令，可能有助于遏阻潜在的政治挑战者。

一九七九年二月，中国曾短暂侵入越南，这是解放军最后一次介入一场全面冲突，它令人脊背发凉地意识到，有关接班的阴谋和误判是如何合力推动 中共领导人拿起武器的。战争计划与邓小平废黜华国锋的密谋不谋而合。入侵越南或许吸引了邓小平，原因之一是，这为他提供了一个机会，他可据之不那么隐晦地提醒周围人士，自己在军方有深厚根基。就这样，对邓小平来说，这场战争的战场结果或许不如其在国内政治中的政治优势来得重要。

同时，这场战争的战前评估过程也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高级军官们难以理解邓小平的战略目标，并质疑陷入困境的解放军能否推动河内坐在谈判桌前。但因许多人知道邓小平赞成军事行动，所以他们保持了沉默。入侵越南的战争未能实现主要战略目标，即迫使越南立即改变对苏联和柬埔寨的政策。此外，在越南决策者看来，中国乏善可陈的战绩凸显了文化大革命对其军事效率造成的巨大伤害：这恰与 中共领导人期盼实现的目标相反。

不明确的接班人

在中国，政治接班游戏在共产党的中南海总部红色的高墙深院之后进行，这使得外部观察人士很难知道应该注意什么和期待什么。

有关共产党政治的公开信息是缺失的，这也意味着，在习*近*平掌权期间，他将饱受有关他陷入政治困境的习惯性谣言困扰。例如，今年夏天，习*近*平即将被赶下台的消息广为流传，据称是他的前任胡锦涛和他的军事首脑张又侠将他打入了另册。这种关于习*近*平过早政治死亡的传言通常可以安全地予以无视。中国最高领导人遭到罢黜的几率并非为零，却非常之小。但这些谣言哪怕并不属实，也能说明问题；事实上，它们是一种政府体制的产物，在这种体制下，领导层继任动态将扮演越来越迫切的角色。

只要身体状况良好，习*近*平大可能至少再干一届，这意味着他将执政到二〇三二年或更晚，而且他很可能自行决定由谁接班。以往，退休领导人在接班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比如在一个名为党的主席团的礼仪性机构中任职。但这一次，党内长者们可能退出这一程序。现年八十二岁的前总书记胡锦涛被认为健康状况不佳。他最近一次公开露面是在二〇二二年的党代会上，当时他显得神志不清，被带离主席台，那是羞辱性的一幕。其他健在的党内元老也不太可能介入；一些元老，如前总理温家宝，可能缺乏地位，而另一些元老，如退休总理朱镕基，则已年过九旬。

假如习*近*平去世时没有选定接班人，将有争夺出现。根据党的章程，总书记应由拥有两百多名委员的中央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但在全会召开之前，党内高层中的一部分人，或许会与退休领导人和军方将领协商，召开会议并基本上预先确定结果。假如习*近*平意外去世，六十六岁的总理李强可能是一个自然的选择。但这是无法确保的：一个得到军方、安全部门和足够多政治局委员支持的文职官员可能将他排挤到一边。

最好的情况或许是习*近*平指定一位接班人，这位接班人获得许可，在习*近*平任职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悄无声息地建立权力基础。天安门广场镇压后，邓小平在一九八九年将军委主席和总书记的正式职位交予江泽民，当时邓小平虽年事已高，仍精力充沛。邓小平向江泽民交棒时，后者于北京和精英政治而言都还是新人。江泽民的地位，尤其是与军方的薄弱关系，继续为邓小平奉上筹码，他利用自己的最后时光呵护江泽民度过了执政的最初几年，使这位新人免受竞争对手的影响，同时也坚定推动他迈向经济自由主义。相较而言，假如习*近*平指定了一位接班人，但拒绝或无法允许其建立权力基础，那么在习*近*平去世后，有可能乱作一团的领导地位挑战将影响到这位接班人：这与华国锋的遭遇是差不多的。

要效仿邓小平的模式，习*近*平需要选定一位能够在数年内推进自己议程的相对年轻人士。他可以先任命自己选定的接班人担任党的书记处负责人，这是一项重要工作，可以让对方熟悉政治局的内部运作。最终，习*近*平甚至可能让此人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赋予其军事事务和执政权方面的一些经验。对这位接班人来讲，这样做的目的可能是令其准备好，可以在五十多岁或六十多岁时接手总书记这一最高职务。

令人吃惊的是，七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会委员中，目前没有一人符合这一条件。到二〇二七年，李强将年近七旬，到二〇三二年将年过七旬，这比最近几任党的领导人上任时的年龄要大得多。蔡奇担任党的书记处书记这一关键职位，这是通往最高职位的垫脚石，但他只比习*近*平年轻几岁。丁薛祥将于二〇二七年满六十五岁，这使他成为一个更合理的人选，但他从未有过在一省或直辖市从政的经历，而这可能是确保接班人是一位称职管理者的前提条件。其余三人，即李希、王沪宁和赵乐际，他们也年龄太大，不可能成为竞争者。

在更大范围内，政治局提供了更多候选人，但每个人的名字前都有一个大大的星号。陈吉宁是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和江泽民都曾担任这一职务，六十一岁的他是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之一。但陈吉宁并非现任政治局常委，习*近*平或许希望在他接任前几年加以提拔，以便他可以熟悉情势。（习*近*平在担任总书记五年前就被提升为政治局常委）。到陈吉宁准备就绪时，他的年龄将超过江、胡、习上任时。

外界最有可能在预计于二〇二七年召开的下一次党代会上洞见可能的接班人的蛛丝马迹，通常共产党会在党代会上宣布政治局常委会的改组。但从候选人的情况来看，假如习*近*平做出选择是着眼于二〇三二年的权力交班，那么他需要指定一位较通常更年长的接班人，或者不得不选出一位缺乏典型血统的黑马接班人。（最后一句中的“更年长”或为“更年轻”之误，下同。因为，假如在下一次党代会时已更年长，那么再过五年接任时只会更年长；只有在下一次党代会时更年轻，再过五年接任时才会更年轻，才有竞争优势。——译注）

继承人更年长或许意味着习*近*平钦点的接班人无法相当长久地贯彻习*近*平的愿景，这可能给这个国家带来更多不确定性。习*近*平希望避免苏联在其政权最后十年面对的难题。一九八二年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去世后，他的两位年迈继承人都只在位一年就去世了。结果是，戈尔巴乔夫获得提拔，他主导并见证了苏联政权的瓦解。习*近*平经常谈到苏联的垮台，希望防范中国遭遇同样的厄运。

但令人大跌眼镜的人选也会有风险，因为这意味着要将二十四人政治局的所有现任委员排除在外。换言之，整整一代政治家将失去领导国家的机会，而他们受挫的野心可能在未来数年影响到中国政治。如此内部紧张态势，可能会为这样一位政治家从各派人马当中涌现创造机会：他要么如同一九七八年的邓小平那样奉上一套改革议程，要么怀揣一套比习*近*平尊奉的那一套更保守、更民族主义的议程。

路线纠正？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随着接班问题在党内久拖不决，政治气氛将愈发紧张。习*近*平每一年未能确定和培养接班人，都将增加共产党和中国走向更混乱道路的可能性，比如，获得提拔的一位弱势接班人成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就此而言，不时传出的有关习*近*平的所谓政治死亡谣言已成了迫在眉睫的信号，不是因为它们确有其事，而是因为它们昭示了未来的麻烦。

美国决策者理当领会中国即将到来的接班挑战所固有的风险，但他们也必须避免利用这一挑战谋取地缘政治利益的诱惑。试图干预接班过程将违反主权原则，并可能以外部行为者无法预料的方式加剧国内政治紧张态势。内部讲话显示，包括习*近*平本人在内的领导层仍将一九八九年学生领导的抗议运动视为“西方敌对势力”推翻共产党的阴谋，这种不信任继续给中美关系蒙上了阴影。

美国不应介入，而应在密切关注的同时允许这一过程展开。虽然共产党的地缘政治评估和意识形态信念比习*近*平更重要，但期待后习*近*平时代出现一位更温和、更有节制的领导人，他并非趾高气扬的民族主义者，也能拆除现任领导层在国家周围筑起的围墙：期待这样一位领导人实施路线纠正，并非没有道理。

事实上，以往的共产党通过接班过程实施了路线纠正。从毛泽东的激进社会主义到邓小平更加务实的改革开放政策，这一转变为来年提供了令人满怀憧憬的教训。邓小平有句名言：“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习*近*平的接班人可能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本文第一作者是布朗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助理教授，第二作者是耶鲁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本文原题“After Xi”，原载《外交事务》2025年9/10月号。译者听桥，对原文有多分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