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经验丰富的金融老手们经常建议客户“追随聪明的资金”（follow the smart money）。他们的言下之意就是，在投资方面人们要追随富人，而富人之所以能成为富人，大概是因为他们聪明，或者至少是听进了很好的建议。

目前，中国的这些精明的投资人正在告诉自己，也告诉北京，他们正在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失去信心。这种信心的缺乏本身就阻碍了北京的经济复苏。

这种不利于生产的态度在方方面面都能找到证据。例如，中共国家统计局的报告显示，5月份（这是有数据可查的最近一个时期）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consumer confidence index，简称CCI）为88，比2022年11月的低点85略高一些，当时中国社会仍在北京“新冠清零”（zero-COVID）措施的封锁和隔离措施下苦苦挣扎。

总部位于纽约的国际咨询公司奥纬咨询（Oliver Wyman）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更为尖锐。该调查以2,000个年收入至少为36万元人民币（约合50,160美元）的中国家庭为样本，发现足足四分之一的受访者对中国经济前景持非常悲观的态度。尽管这个数字意味着大约四分之三的受访者不那么悲观，但是负面情绪的比例仍然很大，因为这个结果比2022年10月新冠清零封锁最严重时期的调查结果还要差一些。当被问及对未来五年经济前景的看法时，今年的受访者甚至比2022年还要悲观。

这项调查中一个更令人担忧的发现就是，富裕的中国青年，也就是18至24岁年龄段的城市富裕居民，是所有受访者中最悲观的群体。这群年轻人在解释他们的悲观情绪的原因时，大部分都强调了“机会不平等”（unequal opportunity）。

与美国社会执著追求不同身份群体之间的平等不同，在中共治下，这种不平等指的是对不同年龄群体的不平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问题近年来已从几年前的公众第六大关注点上升至第一位。这种情况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中国青年的失业率徘徊在百分之十几的区间，相比之下，中国社会整体劳动力的失业率约为5%。

毫无疑问，这种普遍的悲观情绪对北京的规划者来说并非好消息。由于中国对西方发达国家和日本的出口面临限制，而美国正在威胁征收关税，这可能会进一步限制中国商品的出口，北京当局迫切需要刺激内需，尤其是消费性支出。

然而，这项调查显示，中国民众，尤其是有经济能力的年轻人，仍然对未来持谨慎态度，因此会减少消费。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相对悲观的情绪解释了以下几个问题：为什么中共当局在过去12到18个月里极力刺激消费，但缺以基本失败告终？为什么截至6月份的最新零售额数据显示，年增长率仍然低于5%？以及为什么这些问题令中共政权推动中国经济重回正轨的任务变得愈发紧迫。

2025年7月31日，北京市中心，中央商务区的办公室职员穿过马路。

作者简介：

米尔顿‧埃兹拉蒂（Milton Ezrati）是纽约州立大学（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简称SUNY）布法罗分校人力资本研究中心主办的《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杂志的特约编辑，亦是总部位于纽约的知名传播公司Vested的首席经济学家。在入职Vested之前，他曾担任Lord, Abbett& Co.等公司的首席市场策略师和经济学家。他还经常为总部位于纽约的《城市杂志》（City Journal）撰写文章，并定期为《福布斯》（Forbes）撰写博客。他的最新著作是《即将到来的三十年：未来三十年的全球化、人口统计学和我们的生活方式》（Thirty Tomorrows: The Next Three Decades of Globalization, Demographics, and How We Will Live,2014）。

原文： Wealthy Chinese Pessimistic About the Future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Milton Ezrati撰文／信宇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