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料我见到王丹，他说出别一番揣度：香港这次be water抗争，就是以各种极端手段逼北京出手，派兵镇压，由此才能扭转香港"九七回归"并关进笼子最终"内地化"的宿命，港人思之极恐，百般设想，以为只能诱使中共犯错，才可引起国际插手，招回中英谈判，为香港另谋一个前途，青年们甚至决意为此献身，已有一批"死士"，而这样的"战略图谋"，最终必会令大部分港人赞同。他分析中共知道出兵后果不会轻易动手，这个界限给出很大空间令港人可玩。这倒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若此，南端弹丸之岛可以玩出惊喜，而辽阔大陆可玩极限，实不可想象也！

"返送中"像一部港片，在网络上无数次地播放，终于播到片尾，硝烟、催泪弹、头盔、尘口罩、倩女靓仔，都渐渐消失，唯有那只《愿荣光归香港》的歌声一响起，我就默默淌泪：

何以这恐惧抹不走

何以为信念从没退后

何解血在流但迈进声响透

建自由光辉香港

在晚星坠落徬徨午夜

迷雾里最远处吹来号角声

捍自由来齐集这里来全力抗对

勇气智慧也永不灭⋯⋯

五、少年革命家

习*近*平毁灭香港，不仅激出“勇武派”，更塑造了一个"黄之锋世代"。

"少年革命家"黄之锋，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那才是他的“革命”血统，因为基督教是近代中国开化、文明的一个原动力；广东人在近现代盛产革命家，二百年西风东渐，广东是“文化北伐”的基地，今又有英国培育一百年的香港，更是一个“北伐基地”。近代引进“亡国灭种”危机意识并诱发革命百年的如椽大笔，也是广东人梁启超就写过一篇《少年中国说》，“香港少年”岂能睥睨？

这次学潮涌现一个十七岁的高中生黄之锋，上了《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标题是"抗争的脸孔"（The Face of Protest），封面上的黄之锋穿着"学生运动无畏无惧"字样的上衣。黄之锋向BBC中文网说："这次学生运动我不是主角，如果上《时代》的封面不应该是我一个人，觉得夸张了一点！"杂志刊文以"一个世代的呼声"为题，称黄之锋和一批香港学生发起争取民主的运动，已经在香港带来震撼。

黄之锋2011年只有14岁，便创办"学民思潮"，反对当时香港政府正在中小学推行的国民教育政策，组织了约十万人在香港政府总部外集会，成功迫使政府暂时搁置政策。所以刘晓波肯定"殖民地"是对的，它的教育具有天然的"反洗脑"功能，中共二十五年靠经济起飞维持专制，却在香港这个前殖民地催化了反叛的一代。不过，我对香港新一代的"揽抄"行动完全看不懂，王丹为香港学生"不撤退"辩护，反对"见好就收"，而我想黄之锋他们就是"死磕派"，逼港府出手镇压付出代价，当然也会加剧党内的分歧，甚至影响西方与北京的博弈，此格局已非"六四"天安门当年。

然而中共封杀香港未来，恰是从拒绝整个一代香港青年着手的，这个制度对"殖民地"教育过的年青一代完全没有信心，2016年大选前一些香港本土派乃至较中间的自决派参选人被取消参选资格，理由是他们的"政见"不符合《基本法》；大选后得到选民授权的一些议员，也被剥夺议席，例如梁颂恒、游蕙祯、罗冠聪等等。2016到2017年北京雷厉风行打击了一整个世代的政治权利，将他们进入体制改革香港的希望掐碎，就因为他们大多数都只认同自己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国人或"中国香港人"，这些身份认同的变化，令中国十分不安，因此不许一个进入体制。所以中国对香港进行的一次"世代清洗"，塑造了一个"黄之锋世代"。

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港版国安法"，黄之锋随即在在脸书宣布辞任香港众志秘书长，同时退出香港众志，该组织同日下午约3时进一步宣布即日起解散及停止一切会务。黄之锋在声明中表示，"个人祸福难料，更要拿起承担的勇气"，退出香港众志后会以个人身份践行信念。他说港区国安法压境、解放军演示狙击"斩首"，在港从事民主反抗，忧心性命安危已不再是无稽之谈，包括以十年起计的政治牢狱丶送到白屋严刑铐问、乃至直接"送中"，谁也没有办法确定明天。但是香港的意志"不会因国安法或任何一条恶法而冰封"，这一年的革命造就无数觉醒的人，相信此刻世界上仍有无数双眼关切香港丶注目在国安法下他个人的情况，"我会继续坚守我家——香港，直到他们把我从这片地上灭声、抹杀"。

我想到的是，广东人的一个近现代特征：盛产革命家。二百年西风东渐，广东得风气之先，民风丕变，晚清造反之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广东人也；戊戌维新领袖，也是广东人康有为、梁启超；再起来的辛亥革命，也是广东人孙中山；国共两党里的广东人，就数不胜数了。难怪香港会出一个"少年革命家"。今日中国的政治已走进死胡同，"改良与革命"激辩不已，"换人还是换制"挣扎不定，北京迫不及待要灭掉香港，已经彻底失去安全感了。前景无从预测，但是香港不会无声无息！

六、黄雀告别

七月十日香港支联会做出策略性人手调整以应对严峻政治环境，他们的有始有终，感人而悲壮；其实他们早已启动这一步，我能亲身感知的，便是“黄雀行动”的有始有终，其灵魂人物朱耀明牧师亲自率队走访欧美，一家一家地告别“黄雀遇救者”，我的日记中有他们家访我的一笔，至今我的感受，是傅莉得以亲见朱牧师和师母，向救命恩人当面说出“谢谢你们救了晓康”这句话，乃是朱牧师给了她这个机会。

2017年夏，朱耀明牧师率一支摄影队到我家中采访，他说当年营救行动的经费，是由香港人自愿捐赠的，时间过去三十年了，“黄雀行动”可以告终，然而按照我们香港人做事的原则，支联会必须将被营救者的境况做最后的记录，以存留一份资料向香港人民交代。

2012年初我曾有台湾行十日，是去观选，恰逢朱牧师也来了，他约我到紫藤庐见面，乃是我们二十年来第一次再相逢，以至拥抱唏嘘，朱牧师是个俊美长身的广东男子，他第一次宣布他要动手整理“黄雀行动”历史，原来此前香港记协主席麦燕庭曾在电邮里透露要在台湾谈一事的背景在此。

事后我自然看不到朱牧师的“史作”，而除了朱牧师和营救我的几位黄雀成员，我对整个行动一派迷蒙，也不相信外界的众多传说，但是最近读到一篇报道，感觉文字间有某种我熟悉的味道，况且其中也提到我，即《众新闻》二〇一九年六月四日发表的《黄雀行动港英角色曝光，暗助地下通道运作救400人》，我不妨采用其中的说法：

‘黄雀行动，是香港一段很珍贵的本土历史，体现了危难时人性的光辉和道德勇气，包括一批无名英雄。当中，港英政府的角色尤为关键。有人肯定地说：“如果没有港英政府，没可能有地下通道的出现，不可能救约400人。”

‘六四屠城后，中共通缉民运人士，学生和民众要逃亡，身上有的是民运期间搜集得的香港记者、学生、文化界人士卡片，他们决定要走，便打电话给这班香港人救命。1989年5月27日曾举办民主歌声献中华、向民运捐款的演艺界人士，在六四后首个星期，开始接到求助。演艺界于是想做点事，将民运人士送到香港中转站，再将他们转往西方国家定居，于是集合力量兵分两路：由江湖人士开通内地赴港的地下通道、由政界及支联会找港英政府及外国领事。’

六月初，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他的办公室接见"六四"幸存者。我们四人在那里，其实主要是听李兰菊对国务卿讲了一个"中国故事"。

她说，六四那晚，她二十六岁，以香港学联代表身份正身处天安门广场。一个男孩，初中生，拿着一块石头要去拼命，被她竭力劝住，男孩后来跳上救护车消失了，但是30分钟后另一辆救护车载回他的尸体。

再来的救护车，便喊着"香港学生上车"，她拒绝离开，这时一个女医生拉住她说："你听我说，你要安全离开这里，回到香港，告诉全世界你在这里看到的一切，今晚我们的政府对人民做了什么。"

李兰菊活下来，把这个故事讲了三十年。

中国如今极其渴望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然而，他们却一直不敢讲这个故事。他们不懂，在没有讲好"六四故事"之前，全世界不会有兴趣听其他任何"中国故事"，不管它是关于金钱的，还是关于富裕，甚至关于崛起的。

五年后的秋天，黄之锋来华盛顿美国国会作证，2019年9月17日"纽约香港关注组"创办人杨锦霞教授让我们去Union Station，会黄之锋他们，我和王丹、李恒青赶去，原来香港民主委员会在这里成立聚会，其执行主任乃是支联会朱耀明牧师之子Samuel Zhu，即另一个黄之锋、罗冠聪、周庭，真乃长江后浪推前浪，亦为香港情势万分危急，隔壁那个大陆将要喷发……。

七、黄雀“无家”

“六四”忌日之斜阳快要坠落，我还没想好怎么纪念这个日子。猛然想起，我有今日，难道不是因为救命恩人吗？然而昨天还听到港人程翔痛陈“香港已经沉沦”之苦言，而朱耀明牧师不是浪迹天涯，不知何处落脚吗？这个日子我最该讲的话，应该是“黄雀们”如何，那便是“六四”36年后，香港破灭、黄雀飞散欧美，落草为生⋯⋯。

二〇二一年八月五日，法广主持人艾米就中美关系的剧烈转折对我做了一个采访，访谈中她问起我跟香港的关系，我说了一段刻骨铭心的话：

法广：您当年六四后被通缉被迫逃到国外时受到香港"黄雀行动"的帮助，而看到香港目前的情况，一定也感触颇深？

苏晓康：是的。"占中"一开始我就非常关注，"占中"的一个主要人物朱耀明牧师，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是他把我从国内救了出来，送到了法国。之后很多年，我不能去香港看他，而他去年开始到国外，也到我家来看我。朱牧师和参与"黄雀行动"的人，当时是用香港人募捐的钱来救我们的，因为这个行动中用了很多不同的力量，包括走私和黑社会，那都是要付钱的，我们这些人都是付了很多钱才救出来的。

所以，朱牧师他们还要向捐钱的香港老百姓有个交代，要知道这些当年被救的人生活如何、有没有困难、将来怎么办……他就从欧洲到美国把救出来的人看了一遍，他还说："我们救了你们出来，希望可以送你们回去。虽然现在做不到，但希望发起一个'回家运动'"……但我告诉他我不愿意回去，美国现在就是我的家。在他的要求下，我给他写了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就是‘无家可归’……。

前段时间，港警要抓朱牧师，他和别人还不一样，他有这个“黄雀行动”的案子在共产党手里，所以我非常担心他如果进去了会被搞死，因此告诉他不要去坐牢，但他不害怕，现在人还在香港，并不逃跑。

另一个最让人感动的人就是黎智英，他也不走，等著员警来抓。

这些人就是香港人的骨气。

香港这个弹丸之地，七百万人跟这样一个野蛮强大的政权抗争，西方却不支持也不救香港，香港人等于是在孤军奋战，最后就是那些孩子们站出来……有多少孩子被打死，西方都不管，这让我非常愤怒，但我们也没有办法，世界现在就成了这样……。

朱牧师以“黄雀行动”，从六四屠杀的肃杀大陆，据说救出一百多人，然后星散世界各地，二十几年后他又领衔组织“回家运动”，要为这些流亡者争取回国的权利，其间艰困种种，一言难尽，而世移时迁，我猜大多数流亡者已在海外渡却困境，扎根落脚，不能说没有思乡之苦，却不见得还想回到那个日益腐烂的“祖国”，而当年营救他们的香港人，此刻正在失去他们的家乡。

江湖传闻，华叔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命名营救行动系误传，实则出自曹植‘田野黄雀行’诗句，乃黄雀遭殃而有少年救之。横竖我们这些被通缉者和流亡者才是黄雀，而后黄雀飞散欧美，落草为生，从此只有《铿锵》在后。

《山海经》有云：“铿锵其鸣，声如钟磬。”

2021年10月18日我闻《铿锵集》四十三年、二千二百夜之后斩刀终于落到头上，便贴《黄雀之后是铿锵》一文在脸书。

那天在我家，朱牧师、严家祺、朱太太和我，坐在一起聊天，我们没聊“回家”，我发现流亡者群体中反而没人问“流亡者能不能回家”这个问题，大概因为答案不言而喻，但是香港人就是这样，他们没有不言而喻的答案。

六四二十周年之际，二〇〇九年“六四”，全球可谓声势浩大，尤以香港为最，维园烛光聚会据称十五万人，青年居多，港人不服从北京，我写了一篇〈无家可归〉，其实就是写给朱牧师和黄雀成员的，当时上了《苹果》、《明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