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省政协会议分组讨论时，上面要他提个提案，他想了一阵说：人民南路广场（现已改名为“天府广场”），毛主席一个人站在那里太孤寂了，我提议把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理的塑像，立在他两边，陪他老人家。结果下一次省政协会议就再也没有他了。回想起当年的右派经历，特别是逃脱那次成都市“批斗彭、罗、陆、杨大会”的事，他仍然刻骨铭心。他说：那年月，在那种情况下，如果不乐观，早就投江自杀了；不机灵些，哪还有一个健全的身子活到今天。
在外地出差，和一群刑事法官下去调研。山路漫漫，大家开始说笑话解闷。既然都是法官，主题当然与案子有关。一位老法官说，1975年刚到法院工作时，国家根本没有《刑法》，一本1950年代起草的刑法草案，就是办案参考。没有经过任何法律训练的人，照样可以做法官、办大案。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定罪...
一段时间后，这一反革命轮奸案却被平反了。原来那所谓的轮奸纯粹是举报人的推想或者杜撰。当时在“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声中，公安机构都瘫痪了，办此案的人员大多是从各单位抽调来的外行。这一冤案最终能平反，主要是因为涉案的几个事主都是北京知青，他们的家长借住在党中央所在地的便利条件，坚持不懈地申诉和上告，才促成了对案件的复查和平反。
当时，江青不容许舞会这类活动。八月底时，她让毛不再组织舞会。 毛不久跟我说：“这下我做了和尚。” 自从停止舞会活动以后，毛没有了寻欢作乐的地方。短短数周后，他开始用人民大会堂的一一八厅作为他消遣的所在。如前所述，他在人民大会堂内，有一帮“女朋友”，即各个厅，如福建厅、江西厅等的女服务员，她们轮流来陪他。因此，外面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毛依然故我，过着帝王般优哉游哉的生活。
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社会上成立各种造反团、造反队，名目林立。首先是从北京的中学生开始成立的红卫兵组织，后来，红卫兵这个名称遍布了大江南北，从城市到工矿到农村都成立了各种各样的红卫兵组织，而且成立的组织起名都是花样翻新，争奇斗艳。这一组照片当中这两个人，一个叫于杰宾，一个叫郝德仁。...
日前，于脸书上读到曾慧燕写的一则帖子，题目便是《我的反革命家史》，深受震撼。曾文忆述其父曾匡南（1919-1996）在所谓新中国的惨痛经历。无独有偶，笔者一家在新中国的遭遇便与曾慧燕之家颇为类似。故扼要为文，以一吐胸中块垒。第一章民国达人家破人亡先父张拔超（1898-1951），...
